耗尽心力的体面，最后只值五十块钱。

大伯走的那天，家里人没怎么哭，反而像是松了口气。他卧床三年，把所有人的耐心都磨薄了。收拾遗物时，他衣柜里的衣服叠得跟部队似的，棱角分明。有些新衬衫连吊牌都没摘，说是要等“重要场合”穿。可直到闭眼，那个场合也没来。

能烧的都烧了，烧不了的，叫了个收废品的上楼。

那收废品的中年人满脸不耐烦，用脚踢了踢大伯擦拭了大半辈子的红木书柜，嫌弃成色太旧，搬下楼太费劲。最后磨了半天，一堆曾被他视为命根子的“传家宝”，连带着那把坐得油光发亮的藤椅，打包价五十块。车还停远了，得我们自己抬过去。

我扛着那把藤椅跟在后面。风一吹，能闻到上面残存的烟味和头油味——那是大伯活过的证据，也是此刻毫无价值的累赘。

真正让我愣住的，是书柜搬空后，墙上露出的那一小块白。那白色太新了，像时间在这屋里唯独漏掉的一块拼图，刺眼得很。

人一断气，附着在物品上的价值就瞬间蒸发了。

我们总想抓住点什么来证明自己存在过。存折、房子、别人眼里的体面。可到最后，你的敝帚自珍，不过是别人清运时的一笔交易。原来活着，不是往仓库里填东西，而是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那个“重要场合”去过。别的，全是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