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嫉妒长江生态恢复，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来诋毁，令人自叹弗如！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7月27日发了篇文章，讲长江生态恢复的事。文章开头挺有意思，承认长江正在经历一场“非凡的复兴”。
 
按说这是个好事，长江过去被过度捕捞、污染得不成样子，现在鱼回来了，江豚也多了，全世界都该鼓掌才对。
 
可《经济学人》不这么写。话锋一转，这家英媒发明了一个新词——“生态专制”（eco-authoritarian）。文章结尾直接下了个结论：对于环保人士和长江渔民来说，国家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
 
我的看法是，这家媒体从头到尾就憋着这个结论来的。前面那些承认长江恢复的话，不过是给后面的攻击做个铺垫——先承认你干成了，再说你干成的方式不对，这叫“先扬后抑”，是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一贯套路。
 
我认为这件事最荒唐的地方在于逻辑。一个政策，如果效果不好，你可以批评它没用。
 
但长江禁渔的效果明摆着：鱼类生物量上升了200%以上；江豚数量从2017年的1000头左右增加到了1400多头；今年4月，科学家20年来首次观察到一种珍稀鲟鱼在野外繁殖。效果这么好，你说它“专制”？这等于在说——你做得对，但我不喜欢你做对的方式。
 
我倾向于判断，《经济学人》真正不舒服的不是“怎么做的”，而是“谁做的”。如果长江生态恢复是某个西方国家干成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大概会变成“人类文明的伟大胜利”。但偏偏是中国干成的，那就不行，必须发明一个词来消解这个成就的政治意义。
 
我对此持保留态度的是他们关于渔民的论述。文章说禁渔让渔民付出了代价，国家不可靠。这个说法选择性太强了。中国在制定禁渔政策的同时，就同步制定了退捕渔民的补偿和转产转业政策。
 
政府投入了大约30亿美元，用于给近20万渔民发放补偿、安置转岗就业。今年5月《农民日报》报道了贵州赤水的情况，退捕渔民转型上岸后，收入更稳定，不用再起早贪黑冒风险捕鱼。
 
《经济学人》只去了一个县城、只采访了两个人，就得出“代价巨大”的结论。这种采样方式，放在任何学术标准下都站不住脚。
 
我的看法是，他们根本不想了解真相，只想找一个能支撑“代价”叙事的素材。哪怕只找到两个人，也够写一篇文章了。
 
更打脸的是，今年2月英国《卫报》也发了篇关于长江禁渔的报道，引用法国等多国学者实地考察的经历，说这是他们见过的“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成效最显著的淡水生态保护案例”。
 
同一件事，英国的两家媒体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说明什么？说明不是事实有分歧，是立场有分歧。
 
我认为《经济学人》发明“生态专制”这个词，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的焦虑。长江禁渔的成功，提供了一个与西方环保模式不同的路径。
 
如果这条路径被证明有效，那西方长期以来以“民主”“自由”为标签的环保叙事就会受到挑战。所以他们必须发明一个负面词汇，把这个成功重新框定成“有问题的成功”。
 
我的看法是，这种操作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虚弱。一个真正自信的媒体，看到别人做对了事，要么祝贺，要么沉默。只有心虚的人，才急不可耐地给别人扣帽子。
 
外国网民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很多人在留言里讽刺《经济学人》的抹黑话术太荒诞，说这不是客观报道，是在搞妖魔化中国的政治宣传。还有人说得更直接：当美国在环境保护上开倒车、当西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裹足不前时，《经济学人》想扣给中国的这顶帽子，反而证明了中国才是在真正做事的国家。
 
我认为这个反转很说明问题。你费尽心机发明一个词来骂别人，结果围观群众说——你骂得越狠，越说明人家干得好。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什么？
 
我倾向于判断，《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不会产生他们想要的效果。事实摆在那里，长江的鱼回来了，江豚回来了，鲟鱼也开始繁殖了。
 
你发明再多词汇，也改变不了这些事实。反而让更多人看到，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连一条河生态变好都能被他们写成负面新闻。
 
我的看法是，这种报道风格损害的不仅是中国的形象，更是《经济学人》自己的公信力。当一家媒体对事实的呈现要服从于政治立场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媒体，而是宣传工具。只不过，它宣传的那个东西，越来越没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