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天，沈阳军区收到中央下发的调动通知，杨勇即将前往沈阳，担任军区副司令员。消息在机关内部传开之后，不少干部只盯住职务名称里的“副”字，没有深入了解这位将领的过往经历。
负责接待的人琢磨着，副司令员嘛，按规矩办事就行了，有人提出只派个副参谋长去机场接一下，欢迎仪式？没必要搞那么大动静。方案报上去，自个儿觉着挺周全。可这份方案到了陈锡联手里，老司令一看就火了，直接把人叫过来质问，你们这帮迷糊蛋，知道来的是谁吗？
陈锡联为啥这么大火气？因为他太了解杨勇了。俩人从抗战时期就认识，解放战争又在第二野战军并肩打仗，都是纵队司令员，战场上互相搭过手、托过命。杨勇什么人？开国上将，1955年授衔时就是那一批-。“三杨”里头数他打仗猛-，抗美援朝时带着二十兵团上去，金城反击战14个昼夜歼敌五万多-。后来当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又兼着副总参谋长，那是拱卫首都的重任-。这样的资历和战功，你让一个副参谋长去接？陈锡联把话说得明明白白：杨勇这次复出，是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的，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绝不能当成普通副职对待。他当场拍板，接待方案重做，他亲自带队，军区主要领导全部到场迎接。
杨勇到沈阳那天，陈锡联带着人早早在机场候着。俩人一见面，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多少话都在那一握里头了。陈锡联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让你来给我当副手，委屈你了。杨勇摆摆手，能重新为党工作，能回部队做事，我已经知足了。
到任之后，杨勇压根没把自己当什么“副职”看，一头扎进工作里。腿上有旧伤，照样带着检查组往边防跑，二十多天横跨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间穿行。光边境线上的行程就有三四千公里。吉普车在崎岖山路上颠得人骨头散架，他硬是咬着牙扛。在镜泊湖累得高烧病倒，医生让休息，他躺了三天又上了路。到了珍宝岛，到了阿尔山，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滑地勘察地形、检查工事。回到军区，对着地图和沙盘反复推敲作战方案，一琢磨就是大半夜。
这场面，军区机关那些当初不以为然的人看在眼里，心里什么滋味，自个儿清楚。一个“副”字，差点让人看走了眼。好在陈锡联心里有杆秤，把该给的尊重一分不少地给了。老一辈将领之间的那份懂得和看重，有时候比什么排场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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