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一次大会上，杨显东鼓起勇气批评陈永贵，他说：“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杨显东尖锐地批评说：“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杨显东出生在湖北沔阳，也就是今天的仙桃一带。早年读书时，他选择了农科，主攻棉花和蚕桑。那个年代，农业关系着国计民生，棉花更关系着衣被、纺织和民用供应。杨显东没有把农学当成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把田埂、试验田、农民生产现场都当成课堂。

杨显东的特点，是懂农业，也重事实。他不是只看口号的人。田里有没有苗，粮食是不是实打实增产，水利工程能不能真正灌溉，农民付出的劳力和收益是否相称，这些问题在他眼里都不能绕过去。正因为如此，当“大寨经验”被全国学习多年后，他到现场看到的问题，才没有选择沉默。

陈永贵则是另一条人生轨迹。他出身山西昔阳大寨，长期在农村劳动和基层工作。大寨早年靠修田造地、治沟整坡出名，陈永贵也随着“大寨典型”不断被推到更高位置，后来进入国家领导岗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相关工作。问题在于，一个村庄的经验可以总结，却不能简单套到全国各地。山地、平原、水乡、草原，土壤、水源、气候、劳力条件都不一样，用一个模式硬往各地推，弊端迟早会暴露。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太原召开会议。杨显东当时已经是资深农业专家，会上不少代表提出，既然“大寨”名声这么响，不如亲眼去看看。于是，杨显东带着八百多名农业界代表来到大寨。

车队进入山区后，眼前不是宣传画里那种处处丰收的景象。虎头山一带山坡裸露，树木被大量砍掉，所谓“人造平原”背后，是对自然条件的强行改造。麦收季节已经过去，可一些地块里的麦苗还很矮，麦穗抽得不好，籽粒也不饱满。代表们沿着地边走，看着山顶种麦、坡地改田的情况，议论声越来越多。有人说，山上不留林，水土怎么保；有人说，没有林木和畜牧配套，谈不上真正的综合经营；还有人提出，农业不能只靠人海战术，必须讲科学、讲效益。

杨显东看得很仔细。他不是只听汇报，也不是只看安排好的路线。他看麦苗，看土层，看山坡，看水利设施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对一个长期研究农业的人来说，作物长势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大寨过去有艰苦奋斗的一面，但被过度神化以后，许多问题被遮住了。若继续把这种做法向全国推广，不同地方照着学，就会出现砍树造田、盲目修坝、强行平整山坡、劳力投入过大、收益不成比例等问题。

1979年春，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小组会上，杨显东站出来发言，直接点到“学大寨”长期存在的问题。他那句“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话，而是农业专家面对现实作出的判断。他说这条路把农业引偏，把农民推向穷困的峡谷，锋芒直指那些只重形式、不顾条件、不算成本的做法。

更尖锐的是，他点名批评陈永贵。陈永贵当时有过很高职务，身上带着“大寨”的巨大光环。要公开指出他的问题，需要很大勇气。杨显东并没有把批评停留在一般层面，而是说陈永贵至今不承认严重错误。这句话一出，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有来自大寨方面的人当场反驳，认为这是抹黑大寨。农业部门内也有人要求杨显东收回说法，甚至让他去向相关人员检讨。杨显东没有退。他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关系全国农业，关系亿万农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把事实盖住。他说自己愿意负责。对一名农业专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维护某个典型的面子，而是让政策回到土地、作物、农民和科学规律上。

这场发言之所以有分量，正在于它戳破了一个长期被包装过度的样板。大寨早年的奋斗可以被记录，但后来的“一刀切”推广不能不反思。一个地方能做的事，别的地方未必能做；一时见效的做法，长期看未必合算；靠集中劳力堆出来的工程，也要看水源、地质、成本和维护能力。杨显东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使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农业学大寨”的实际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