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高邮解放。十几名地下党被拖出去枪毙，组织认定他们已牺牲，谁知，几天后，却发现大家竟然都活着。
 
高邮这座运河边的古城，曾在抗战胜利后迎来第一次解放。解放战争进入后期，城里城外的斗争没有停下。高邮地下党组织在城内联系工人、市民，发动罢工、罢市，组织宣传，配合外围武装力量恢复阵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米厂工人都在那段时间行动起来，城里的国民党守军被四面形势压得越来越被动。

他们不是故事里凭空出现的传奇人物，而是地下斗争中的普通共产党人。有人负责联络，有人传递消息，有人掩护群众，有人在敌人搜捕中被捕。敌人越接近失败，手段越凶狠。被关押的人知道城外局势正在变化，也知道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可能下毒手。牢门里的脚步声、看守的吆喝声、夜里忽然亮起的灯，都意味着新的危险。

张我疆则站在另一边。他是国民党整编第四军90师268团上校副团长。史料没有把他写成主动投身革命的英雄，只说他看见蒋介石大势已去，为给自己留退路，在南逃途中把这批共产党员一一放走。这个评价很关键：他不是被美化的人物，他的选择带着旧军队军官在败局面前的算计，也客观上救下了这些共产党人的性命。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遭到沉重打击。高邮城内的敌军已经守不住了。1月17日，高邮县委得到消息：城中敌人开始准备南撤，高邮即将迎来解放。县委、县政府和各区组织立刻向城厢方向移动，准备接管秩序、安定群众、恢复生产。

城里气氛很紧。敌军撤逃前，街面上不断有兵车经过，夜里能听见杂乱脚步和马达声。被关押的共产党员成了敌人手中的“包袱”。放了，怕他们回去继续工作；带走，又怕路上被解放军追上；杀掉，便是反动派惯用的毒招。

地方史料记下了那道命令：驻高邮蒋军整编第四军90师268团在南逃过程中，奉命处决江展、高春兰、吴克春、虞杰仁、黄益民、杨海荣、李克诚、葛文思、郭广富、沈恒铸等10名共产党员。押送的人把他们从关押处带出，城里有人看见这支队伍离开，也有人听见远处传来枪声。消息传回组织时，大家按当时情况判断，这些同志大概已经遇害。

刚解放的高邮城没有太多庆祝的空闲。接管文件、登记户口、清理敌伪残余、保护商铺、恢复市面，都要马上做。可在一间临时办公屋里，气氛沉得像压了一块石头。桌上放着几张写满姓名的纸，干部们一遍遍核对：谁被押走，谁听见枪响，谁还有可能回来。名字越念越慢，屋里只剩纸页翻动声。

组织准备把他们列入牺牲名单。高春兰、黄益民、郭广富、沈恒铸这些名字，在战友口中不再只是姓名，而像一盏盏刚被风吹灭的灯。有人去找目击者核实，有人去问家属，有人守在进城路口，看有没有新的消息传来。可几天过去，只听说敌军夜里南逃，听说枪声在路上响过，听说押送队伍越走越远。

变故出现在几天后。

城门方向有人跌跌撞撞进来，衣服上沾着泥，脸色疲惫，身上还有押解路上留下的痕迹。守门的人先是一愣，接着认出其中一张熟悉的脸。消息很快传到组织机关：那些被认定牺牲的同志回来了，人还活着。

屋里的人赶出去看，名单上的人一个个出现在面前。没有隆重场面，也没有事先安排的欢迎。只有惊讶、追问、核对、搀扶，还有长久说不出话的沉默。几天前，大家还在准备追认烈士；几天后，所谓“牺牲者”站在门口，带回了南撤路上的真相。

原来，268团南逃时，张我疆接到处决命令，却没有照命令把人杀害。他带着这批共产党员上路，在撤退途中找机会分批释放。枪声确实响过，可枪声没有带走他们的性命。对押送队伍里的一些人来说，那是向上级交差的假象；对被押送的人来说，每一次枪响都像把身边战友推入黑夜。直到后来大家重新碰头，才知道被“拉出去枪毙”的人，竟然一个个都逃过了死劫。

1949年1月19日清晨，高邮县行动大队进入城内，县委、县政府和城区区委也进城办公，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第二军分区高邮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高邮迎来了第二次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