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外交官蔡公时被日军割耳挖鼻、刺瞎双眼，随行16人全部遇难，至死无一人屈服。
1928年春天。当时的北伐军一路向北，奉系军阀张作霖节节败退。眼看着中国就要彻底结束军阀割据、走向统一，旁边一直虎视眈眈的日本坐不住了为了强行阻挠北伐，日军随便找了个“保护日本侨民”的荒唐借口，悍然出兵三万多精锐，把坦克和重炮直接开到了山东济南的大街上。
就在济南城内局势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时候，47岁的国民党元老蔡公时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对日本人的阴险做派可谓是门儿清。接下这个担子，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就是龙潭虎穴，毫无安全可言。
5月3日早上8点，蔡公时正式抵达济南经四纬六路的山东交涉公署办公。从他踏进大门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倒计时就只剩下短短的不到12个小时。
5月3日上午，日军开始在济南城内蓄意挑事。他们不仅蛮横阻拦中国军队的正常通行，还悍然开枪射杀中国士兵，甚至对正在贴标语的北伐军进行大规模武力攻击。街头巷尾枪声大作，和平的济南瞬间变成了修罗场。
外面的电话线被日军全部强行剪断，公署与外界的联系彻底掐死。大门外，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便衣队来回游弋，死死封锁了所有出口。一天下来，公署内的人员水米未进，只能靠喝几口自来水硬扛。
下午4点左右，大批日军强行冲进公署，把交涉署人员仅存的几支自卫手枪全部缴走。到了这个时候，这些代表国家尊严的外交人员，面对一群杀红了眼的野兽，手里连一块防身的铁片都没有了。 到了晚上9点多，五十多名重武装的日本兵踹开大门，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如狼似虎地扑进院内。他们先是大肆翻箱倒柜、抢劫财物，紧接着就用粗麻绳把全署18名手无寸铁的工作人员五花大绑。
面对这种公然践踏国际公法的野蛮行径，蔡公时毫无惧色地站了出来。他挺直腰板，用极其流利的日语厉声斥责日军军官：“我们是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两国交战尚且不斩来使，你们这是严重破坏国际法，是粗暴侵犯外交人员的强盗行径！”
这番义正辞严的呵斥，直接戳中了日军的痛处。面对硬骨头的中国外交官，这群披着人皮的恶魔彻底撕下了所谓文明的伪装。带队的日本军官恼羞成怒，直接下达了惨绝人寰的命令。
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扑向蔡公时。他们丧心病狂地硬生生割下了蔡公时的耳朵，切掉了他的鼻子，顿时血流如注，面目全非。紧接着，又极其残忍地挖去了他的双眼。 这根本毫无军队的底线，完全是连中世纪都不如的残暴私刑！
受此等极刑，蔡公时痛彻心扉，连站都站不稳，但他硬是没有向日寇服软求饶。他满脸鲜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身边同伴的只有一句决绝的遗言：“大家没法，赴死可也。”
随行的十几位公署职员，亲眼目睹敬重的长官遭遇这等灭绝人性的折磨，无不放声大哭。这种痛哭，全因满腔怒火与悲愤交织，毫无半分贪生怕死。 他们被紧紧绑缚着双手，却依然挺起胸膛，对着日寇破口大骂。至死，全署上下没有任何一个人低头求饶，没有任何一个人展现出奴颜婢膝。
被骂得气急败坏的日军，挥舞着枪托和军靴，对着这些外交人员一顿猛砸猛踹。随后，他们极其下流地扒光了中国外交官的衣服，将众人像拖拽货物一样拉到院子里。一阵刺耳的机枪扫射声划破夜空，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倒在了血泊中，壮烈殉国。为了掩盖罪行，日军甚至放火焚烧了遗体，企图毁尸灭迹。
这桩反人类的屠杀，日本人原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妄图借此让这桩血案成为死无对证的悬案。可惜天网恢恢，当时交涉公署被绑的其实是18个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张汉儒的勤务兵。
在被拖出室外的混乱中，他拼尽全力磨断了绳索，趁着夜黑隐蔽在死角，硬是从鬼门关逃了出来。正是因为这位唯一幸存者的拼死出逃与作证，这段被日军刻意掩埋的残暴历史，才得以彻底大白于天下。
就在蔡公时等人遇害的同时，济南城内也正经历着一场空前浩劫。《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当时正在济南，他在报道中留下了令人窒息的记录：街上除了残缺不全的尸体，见不到一个活着的中国人；房屋被烧成废墟，余烬还在冒烟，商店几乎尽皆被毁，劫掠一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日军在济南城内无差别开火，疯狂屠杀中国军民六千余人。
为了顾全所谓的大局，为了让北伐军能够绕道继续北上，当时的国民政府选择了忍气吞声，甚至连蔡公时的遗骸都未能立刻得到妥善的寻找和国葬待遇。当年，海外华侨悲痛欲绝，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南洋各界同胞自发捐款，为蔡公时烈士铸造了一尊全身铜像。这尊铜像在海外漂泊了整整七十多年，直到后来才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细看这段历史，让人心里像压了块巨石一样沉重。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外交，是在敌人的刺刀尖上跳舞；一百多年前的交涉，是需要拿命去填的。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敢在我们的领土上如此肆无忌惮地虐杀国家代表，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孱弱不堪、任人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