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许可》。

这个电影相对于之前的许多女性电影是有进步的，在于它终于走出“以哀境写哀”的“苦大仇深”的套路，选择了“以乐境写哀”的思路，境界上去了，空间打开了，因此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景观，1.9 亿相对不错的市场票房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好东西》等电影所呈现的，但《我，许可》与《好东西》等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许可》让我想起了根据李娟作品改编的剧《我的阿勒泰》，两部作品都讲母女，都有同样的缺陷，也就是人文维度上的“刻奇”：为表达女性的洒脱/独立/个性等，反而将女性角色塑造得很“神经病”。比如电影里面，文琪饰演的女主角半夜里从冰箱拿出一只鸡，用刀叉着向母亲比划，心脏稍微不好，直接就送走了；比如女儿直呼母亲大名；比如许多言行将秦海璐饰演的母亲塑造得像个二傻子；母胎单身的女儿要去切掉子宫息肉从而可能破坏处女膜，母亲的建议是让女儿手术前找个男人弄弄——你很难相信这样的女性会觉醒；甚至还有小女孩儿为了减肥而去医院开避孕药结果医生给开出堕胎药这样的剧情。电影里或明或暗地呈现出一种暂时不做评判的价值观：女人离开男人也可以很好。但是它只有这个口号，只有这个概念，只有无穷的说教，而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做法。尤其是导演将对女性的一切想象架构在女主许可这个极不具备说服力的人设身上，更导致叙事大厦的摇摇欲坠。许可这个角色是这样的：25 岁，女性，母胎单身，家境应该尚可但又不是太好，职业是小学教师，根据电影呈现，粗略估计月薪五六千，还有一个绘本作者的收入，估计不多，整体来说，生活较为窘迫——出租房洗衣机洗衣服时震动，要用手抱着才能使用。但就这么窘迫的前提下，女主依然——租了不小的房子；经常出国旅游；周末不是去看脱口秀，就是去看演唱会，酒吧；出行打车；吃饭不是下馆子就是点外卖。这种生活水准明显已经超出了她的收入。抗波动能力极差。这就使得女主处在一种极其微弱，甚至极其危险的境地中：她不能让自己生病，绝对不能失去工作，她的父母也不能生病，而年龄一天大过一天，她生病的概率是增大的，她失去工作的概率也是在增大的。简单来说，她是大概率“越来越差”的那种人。然而导演对此是赞许的。

电影多是将价值观构架在主角身上的，即一部有良心的电影实际上是写给所有观众的慈悲的“情书”：如果主角是好的，那么我希望观众能学习主角或者至少能感知到美好，如果主角是一种悲剧性“人格”类似，那么我希望观众可以引以为戒，从中吸取到教训做出规避。但是《我，许可》在这上面是极其别扭的，一方面它是认可和鼓励许可这个角色的，一方面任何一个家境不够好、收入也不够高的观众如果去学习许可，那么大概率是要头破血流的——按照电影的走势，如果不给许可的母亲开挂，神展开，成为性用品金牌销售，如果不给许可开挂，让许可通过绘本大卖实现可能的财务自由，那么大概率许可是要走向网贷等恶性循环的道路上的——从一些角度来看，导演编剧显然没有穷过，没有真正陷入到生活得困境和泥潭中，不然很难轻飘飘地说出一句“我，许可”而不加以更坚实的配套措施的。即当很多女性以类似的方式许可时，她大概率是要走向悲剧的。这也正是 100 多年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所提出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唯一能够跳出困局的一点是女性掌握经济的权利，即口袋里有钱——但许可的问题是，本来就没多少钱，然后又都“及时行乐”了……尽管电影最后，导演给出一个画面，是女主要丢掉冰箱里一个剩下的鸡翅时又拿出来，满眼热泪地吃了，虽然大概表现得是女主终于学会节俭了（又或者是感受到母爱）——电影的叙事大厦建立在一个月收入这么低而开支那么高吃一个剩下的鸡翅都“幡然醒悟”的“作女”身上，有多么缺乏说服力。在很多层面上，是能够感受到女主极度自我（好事）的阴影下极度自私（不太好）的。每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有扛着其他人的责任的。如果你觉得轻松，大概率是有其他人为你负重前行。

易卜生当年写《玩偶之家》，他只负责写娜拉出走，之后的事他不做过多考虑，因为他说自己写的是诗。《我，许可》是一部投资更大的电影，它要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它是不能做诗看待的。电影里的一切说教，一切为女性的发声我都赞成，它的立意也是好的，但是咱能不能不要让女儿直呼母亲的名字了？能不能不要那么“自私”？支持每一位女性都有“我许可”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不觉得电影中这样的“许可”许可的说服力多大。它太浅了。再与《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两个女性角色做对比，尤其能发现出人物塑造等各方面的差距。

期待涌现出更多出色的“女性电影”，期待更多电影呈现出更多美好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