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国号简称是否保留引发讨论，司徒美堂表示反对：如何向全国百姓清楚表明？
1949年6月15日清晨，92岁的萨镇冰乘坐吉普车缓缓驶入北平城，一旁的警卫忍不住低声感慨：“这位老先生，比共和国的年岁还长。”一句玩笑，却点出了当天的分量——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场会议即将开幕，45个单位、662名代表中，过半数来自党外。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的正是这位前清海军元老。如此阵容，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执政格局正在成形。
邀请这些社会贤达并非出于礼节。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城市相继回到人民手中，如何让各阶层都在新国家蓝图上留下署名，是当务之急。五一口号发出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纷纷从上海、香港、重庆动身北上，有人甚至几经辗转翻山越海才抵达北平。筹备会上，六个工作小组一口气被划定：宪法、政府组织法、国旗国歌、首都选址、年号纪年，以及最受瞩目的国号。

审议国号的小组一开始摆出三个方案。“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字数最长，却意在囊括旧民主革命与人民民主革命；“中华人民共和”有人嫌拗口；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七个字，简洁干脆。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了个问题：“既然‘人民’已在其中，再加个‘民主’岂不重复？”这番话让原本倾向第一方案的几位代表陷入思考。周恩来当即补充说，“人民二字，本身就含有最广泛的民主。”
七月以后，各小组陆续收拢意见，草案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全称，并在括号内附上“中华民国”简称。听上去似乎照顾了历史情感，实际却埋下隐忧：旧政权已崩溃，新国家若仍沿用其简称，容易造成法理认同的混淆。文件印发后，支持与反对的信件雪片般送到勤政殿。赞成者多出于对辛亥先贤的敬意，反对者则担心国际承认受阻。

9月26日傍晚，周恩来召集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小聚，菜不多，酒也淡，主题却沉甸甸。黄炎培先开口，说自己对“中华民国”四字有深厚感情，好比老宅的梁柱，“拆了怪可惜”。何香凝轻轻点头，补上一句：“这梁柱咱们守了几十年。”话音未落，83岁的司徒美堂扶椅而立，声音沙哑却掷地有声：“可旧屋已塌，梁柱再好，也要重起新堂。若仍自称‘中华民国’，岂不让天下人疑我们只是改门匾？”短短一句，把情感与法理的矛盾挑明。沈钧儒随后补充国际惯例：主权国家多用全称，不设简称，理由充足。几番碰撞后，保留简称的呼声悄然退潮，会议记录留下八个字：取消括号，保留全称。
筹备会把结果呈送主席团，9月27日，国号最终定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正式提案写入共同纲领。与此同时，首都定为北平并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五星红旗、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同日过关。经过三个月马拉松式的协商，一套国家顶层设计基本成型。

9月30日下午，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闭幕。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明确人民民主专政方针，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自由等要点。夜色降临，中南海灯火未熄，各代表加班签署文件，忙到子时方散。

翌日天安门广场早早聚满人。10时整，礼炮28响，那是从辛亥到建国的年轮，一声一岁。毛泽东按动电钮，鲜红国旗迎风升起；机群飞越长空，坦克碾过长安街；阅兵方阵笔直前行，与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宣告相呼应。
同一时刻，上海外滩的汽笛拉响，广州越秀山的礼花腾空，西安城墙的鼓点回荡……这一日，各地报纸把七个大字排成通栏，《共同纲领》的页脚没有括号，也不再出现“中华民国”四个字。新的国家，从名称到制度，都在协商与认同中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