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本鬼子听说了山西第一美女“盖山西”侯冬娥的名号，于是带人包围了她的村子，找到村长，逼迫村长交人，否则就要杀光村子里的所有人。村长假装找了一圈，回来后谎称侯冬娥走亲戚去了。
侯冬娥的一生，就是这样一条被战争硬生生改道的路。她年轻时被人叫作“盖山西”，这本来只是乡间一句称赞，到了1942年的山西盂县，却成了侵华日军盯上她的理由之一。

那一年，日军据点压在村庄周围，村民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侯冬娥的丈夫不在身边，家里还有孩子要照看。
一个普通农妇，本该忙着柴米油盐，却被卷进了最黑暗的时刻。日军进村后，逼村长交人，村长心里清楚，人一旦被交出去，后果难以想象。

村长起初想拖。他装作出去找人，回来后说侯冬娥走亲戚了。
可日军没有相信，他们用村民和村长家人的安危相逼，把整个村子推到悬崖边。枪口之下，人的良心、恐惧和无奈都被揉在一起，最后侯冬娥还是被找了出来。
她被抓走时，家里还有幼小的孩子。母亲一离开，孩子的命也跟着悬了起来。
老人们赶来帮忙，可那个年月缺吃少穿，一个吃奶的孩子离不开母亲。没过多久，孩子夭折了。
对侯冬娥来说，这不是后来才知道的一件家事，而是一辈子都压在心口的痛。日军把她关进据点，那里不是普通的牢房，而是侵略者施暴的地方，她遭到长期折磨，身体很快垮了下来。
后来被送回家时，她已经瘦弱得几乎站不稳，村里人看到她回来，未必都能理解她经历了什么，旧社会的偏见反而把脏水泼向受害者。更残忍的是，她并没有因此逃过第二次劫难。
身体稍微恢复后，又有人向日军告密。侯冬娥再次被抓走，继续遭受摧残。
她曾想过一死了之，可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她不能把他们完全丢下。活着，对她来说不是轻松的选择，而是咬着牙往下撑。
后来，家人想办法把她赎回。回到家后，她又面对一个更难说出口的现实：身体受到严重伤害，还落下病根。
她试图用重活折磨自己的身体，结果把健康彻底拖垮，也失去了再生育的可能。战争给她留下的，不只是记忆里的恐惧，还有实实在在跟了一辈子的病痛。
许多受害女性最难熬的，并不只是日军暴行本身，还有战后的沉默。她们明明是被伤害的人，却常常不敢说、不愿说，也不能说。
那时候很多人不懂得把罪责放到侵略者身上，反而用闲话去压受害者。侯冬娥这样的女人，回到村里仍要独自承受眼光。
解放后，侯冬娥等回了丈夫，可等来的并不是安稳日子。丈夫已经另有家庭，对她的遭遇也没有给出应有的体谅。
她被嫌弃，被推开，连自己辛苦拉扯的孩子也没能牢牢留在身边。这一段经历，说明战争伤人，不只伤在一时，还会把一个家庭撕得七零八落。
后来侯冬娥再婚，日子仍旧不富裕。第二任丈夫对她有过照顾，可1967年因病去世后，她又重新陷入孤苦。
曾经被人称作“盖山西”的女子，最后却在贫病和沉默中慢慢老去。真正让她的名字被更多人知道，是因为张双兵的走访。
1982年，张双兵在山西盂县一带当乡村教师时，接触到侯冬娥，听说她年轻时曾被日军两次抓走。可侯冬娥很长时间不愿开口。
那不是简单的“不想说”，而是伤口太深，一张嘴就像重新回到当年的黑屋子里。张双兵没有马上逼她讲。
他一次次去看望，一次次帮忙，花了多年时间才让老人慢慢放下戒备。到1992年，国内开始有人呼吁寻找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侯冬娥终于把自己的遭遇讲了出来。
张双兵整理成数千字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日本政府。这一步，对侯冬娥来说非常不容易。
她不是为了让别人围观自己的伤痛，而是想讨一个说法。她知道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可还是愿意站出来。
一个受过那么多苦的农村妇女，敢把压了半辈子的事情讲出来，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遗憾的是，她没有等到结果。
1994年，侯冬娥在山西盂县高庄去世。她离开时，距1942年的那场灾难已经过去五十多年。
可她想要的道歉和公道，并没有真正来到。后来，其他受害女性继续走上维权路，1995年、1996年、1998年，山西多名受害者分批委托日本律师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
她身上集中着那个年代普通女性遭受的多重伤害：侵略者的暴行、乡村社会的偏见、家庭关系的破碎，还有迟迟等不来的正式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