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6日凌晨，首尔高等法院部长判事（法官）申宗旿被发现死在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里。警方从他口袋中取出一封手写遗书，上面只有一句简短的话——“对不起，我自行离开”，没有提及任何人名，也没有提及他八天前刚刚作出的那个备受关注的判决：
4月28日，申宗旿法官作为二审主审，认定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希操纵股价与斡旋受贿罪名成立，将一审的一年八个月刑期加码至四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
申法官名字中的旿字，本意是光明，结果却在他做出关键判决后、社会争论还在升温的第八天，迎来了一个黑暗的结局。韩国警方初步的结论是“无犯罪嫌疑”，调查方向指向坠楼。
申宗旿只是韩国政坛“生死簿”上最新一个被划掉的有名有姓的人。甚至可以说，韩国民主化运动之后，政治斗争“尸山血海”的程度，丝毫不逊于军政独裁时期。
在这本没有页码的册子里，每一个被写上名字的人都曾在某个关键的时刻、以某种关键的身份，卷入了政治绞杀——而他们的共同命运是：死亡成了终极工具，他们在法律上需要承担的是非对错也随之烟消云散，但相对的，对于事实的叙述权也被永久地褫夺了。
比如李在明总统的当选之路，在疑云之下似乎也同样铺满了尸体。
2021年12月，前城南城市开发公社开发事业本部长尹韩吉，开发一处处长金文基，在因大庄洞案接受调查期间，分别被发现死于家中和公司办公室，两起死亡至今未能让外界完全消除疑虑。
2026年4月，一名正在接受“调查操纵”议会调查的大庄洞案检察官自杀未遂，据称他曾对身边人说“사는 경찰이고 죽는 검찰이다”。这句话直译为“（我是）活着的警察、死了的检察官”，暗示着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良心、法律、舆论之间的矛盾何其尖锐。
2022年1月，一名举报时任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律师费腐败疑云”的核心人员被发现死亡。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的尸检结论是“心脏病突发”。但保守党称之为“离奇死亡”，李在明方面则坚决否认与之有任何关联。
从案件发生那一刻起，韩国朝野之间就已经各自自动生成了一套脚本——“杀人灭口”与“血口喷人”的骂战如约而至，法医学的结论则被彻底无视。“疑罪从无”、“人死案销”让逝者从障碍变成了台阶，铺垫着李在明一路涉险过关，最终问鼎总统大位。
围绕尹锡悦金建希夫妇，“死簿”上的名字更加密密麻麻。
2025年7月，前京畿道议员崔虎因涉及尹锡悦夫妇介入党内公荐案接受检方调查，随后被发现死于平泽市一座山中。家属凌晨2时报警失踪，警方3时发现尸体，现场没有遗书。他被各方普遍认为是能将尹锡悦夫妇与“干预选举罪”挂钩的关键证人。保守阵营称之为“自尽”，进步阵营称之为政治暗杀式灭口。
2025年10月，一名正接受“金建希特别检察组”调查的公务员杨平郡被发现在家中身亡。
再往前，2024年，一名调查金建希“名牌包收受”事件的反腐官员在家中自杀。
这些个案的死亡细节各不相同，但每一个都在死亡的那一刻，完成了同一件事——他们带走了原本可以在法庭上用来质证、盘问、记录的证言，使案件只能在众说纷纭中戛然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因为生死事大，所以死里逃生就有了天然的正义性，甚至神圣性。
2024年1月2日，当时还在准备竞选的李在明在釜山考察时被袭击者用凶器刺中左颈部，颈静脉受伤，最后大难不死。事件发生后，极右翼YouTube频道立即开始传播“自导自演”说，一些YouTuber声称凶器可能只是手机壳或裁纸刀，X平台上也有用户拿袭击者帽子上的口号做文章，试图证明这是一场由民主党人策划的苦肉计。
这些阴谋论在右翼频道中大量扩散，“以死作戏论”大大破坏了保守党的道德光环，一度迫使李在明的政治对手韩东勋和前人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不得不站出来公开斥责这些言论“非常可耻”，并要求支持者停止传播。
2026年1月，此案被韩国政府正式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这是韩国自2016年颁布《反恐法》以来首次对国内事件适用该法。同一桩政治谋杀未遂案，在生死这个最高的准则下，各方达成了一致的判决。但也是案件在发生的那一刻，两套互相排斥的阴谋论体系就已经分别根据案情，生成了各自版本的“真相”，在同一个社会里扰攘。
韩国的政治人物卷入漩涡后，一旦死去，他本人便从活生生的证人变成了可供任意解读的符号。而韩国法律体系对这一切的回应，是一套表面客观中立、实则从根基上封死了追问空间的制度安排。【文|常洛闻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