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5年到1943年，国民政府历任主席都有谁，他们分别都是什么时候上任的呢？
1948年3月，南京中山陵前彩旗招展，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们拿到一份新宪法草案，封底一句话十分醒目——“自今日起，国民政府主席职务即行撤销”。大理石台阶上，几位老政要低声交谈：“时代真的变了。”短短二十三年里，这把椅子已换过五次主人，却从未真正支配过大局，这才是它最终淡出的根本原因。
把指针拨回到1925年7月，广州珠江之畔的黄昏微风中，国民政府挂牌。根据《暂行组织大纲》，最高机关由主席领衔，旁列委员，旨在体现“集体合议”。然而，党内人人心里都明白，枪杆子在哪，权柄就归向谁。第一位坐上去的是汪兆铭。当时他名望正盛，被誉为孙中山“继志之人”，可不满一年，中山舰鸣炮，矛头直指蒋介石，汪不得已称病辞印。所谓合议制，第一次露出纸面脆弱。

椅子空着不能久，1926年3月，湘人谭延闿被推了出来。这位书法名家背靠湖南旧部，人脉广，却身体孱弱，且对军事并不过问。北伐在前线酣战，后方却是各路山头角力，他更像一位兼管茶点的主持人，维系表面的平衡。到次年春，他在病榻上把大印交回，“兄弟，我只是权且看门”，据说他对蒋介石半真半假地苦笑着说。
北伐进军到长江沿岸，党内裂痕却拉到台前。1927年4月，蒋介石请回党内元老胡汉民出任主席，以期稳住武汉方面的反对声浪。胡氏素以清流自居，声望极高，却缺少可号令三军的实力。宁汉对峙三个月，局势骤变；7月蒋下野，9月宁汉合流，主席一职干脆停摆。此举恰似一面镜子，映出权力归属之真实：军令仍由武昌、南昌以及蒋系部队掌握，名义最高的主席只剩公文落款。

1928年2月，北平归入中央控制，蒋介石复出。新修《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主席设置，却写入一句耐人寻味的条文：“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陆海空军”，而此委员会正由蒋本人主任。于是他成了第四任，也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唯一一任。主席与委员长“左右互搏”，也显示了他对体制设计的深谋。
1931年，林森被推举为第五任主席。作为同盟会元老，他参加过辛亥武昌首义，策动过九江起义，资格老道，性情温和，与党内各系都能周旋。更重要的是，他无军队、无派系，足够“安全”。之后的十七年里，抗战全面爆发，陪都迁渝，再回南京，林森始终坐在主席位，却把所有军事、财政、电台命令留给蒋介石签发。五院制在纸面上运转，军令体系却单线归于军委会，这种“虚位以待”的布局就此定型。

抗战胜利后，新宪草拟迫在眉睫。1946年底的制宪国大决定以总统制取代旧架构，主席毫无保留余地。林森已逝，李宗仁代行职务，只等典礼一刻把印玺交还给历史。于是，1948年4月总统府挂牌那天，主席职位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见证自己被法律删除。
回望1925至1948年的五张面孔，可见两个轨迹交错：名字不停更迭，实权却始终向一人集中。这种“名实分离”，不仅是个人权术，更折射了革命政党从军政到宪政的艰难过渡。国民政府主席成为过渡性的装饰品，终于在新制度面前悄然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