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鏊（1888年1月9日——1970年3月31日），字却尘、恪尘，江苏吴江同里镇人。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我国著名的民主斗士和社会活动家。
1926年初，王绍鏊收到了广州传来的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消息。他看透了军阀的腐败，认为只有扫除军阀，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一度低沉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在共产党人侯绍裘的影响下，他在家乡着手秘密组织策应北伐军的活动。

“却尘”二字，是他给自己取的字，更是他一生的写照——在乱世中守住清白，在浊流里坚守初心。你可知道，这位后来的民主斗士，早年可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学的是政治经济，满脑子西方议会民主的理想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二话不说弃学回国，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还成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满心以为能为中国制定一部好宪法，结果呢？袁世凯一句话就解散了国会，他的理想碎得稀烂，愤然南归，从此走上了反袁的道路 。这份从书斋到战场的转变，藏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最痛的觉醒。

1927年“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血流成河，侯绍裘也惨遭杀害，王绍鏊躲在上海租界，把自己关在屋里读马列著作，读得眼睛通红。他终于明白，议会民主救不了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才能真正推翻压迫。1933年10月，经黄申芗介绍，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红色特工”，用“商人”“议员”的身份作掩护，在敌人眼皮底下搞情报、筹经费、救同志。有次他去香港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被特务盯上，他硬是靠着一口流利的粤语和商人打扮，混在码头工人里脱身，事后笑着说“我这‘却尘’，就是要在尘埃里藏住锋芒” 。

抗战爆发后，他在苏南组织武装抗日小组，还参与建立太湖游击队，把同里镇的老宅变成了地下交通站，新四军的伤员、情报员，都在他家里养伤、接头。有回日军扫荡，他把情报藏在砚台里，自己扮成教书先生，日军翻遍了屋子都没找到，临走时还夸他“大大的良民”，他心里冷笑，脸上却堆着笑送他们出门。这份隐忍，不是懦弱，是一个革命者的坚韧。

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和马叙伦的相遇。抗战胜利后，上海成了民主运动的前沿，王绍鏊联系着工商界、文化界的爱国人士，马叙伦则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呐喊，两人一碰面，就像两把火凑到了一起 。1945年12月30日，上海中国科学社小礼堂，他们和陈巳生、周建人、许广平这些人一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王绍鏊当选为常务理事 。成立大会上，他说“我们要做民主的铺路石，哪怕被人踩在脚下，也要让后人能走过去”，这话朴实，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

1946年南京请愿，马叙伦被特务打得重伤，王绍鏊在上海带头组织“和平请愿后援会”，上街游行，发表演讲，把国民党的独裁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他还利用自己民盟上海支部主任委员、民建上海负责人的身份，串联各个民主团体，形成一股强大的反蒋力量，连特务都私下说“王绍鏊这人，骨头硬，人脉广，不好惹”。

新中国成立那天，他穿着一身旧中山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五星红旗升起，眼泪掉了下来。毛泽东亲自请他当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他摆摆手说“我不懂经济”，毛泽东笑着说“你懂民心，懂怎么为人民管钱” 。他上任后，天天骑着自行车去工厂、农村调研，提出“财政干部要走出办公室”的理念，把新中国的财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连周总理都夸他“却尘同志，真是个务实的好干部”。

晚年的他，身体不好，却还在为民主党派建设、为统一战线奔走。1970年3月31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临终前还拉着家人的手说“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没错” 。

很多人说，那个年代的民主人士，要么摇摆不定，要么半途而废。王绍鏊偏不，他从议会民主到共产主义，从书生到特工，从民主斗士到财政部长，每一步都走得坚定，每一次转变都源于对国家的爱、对人民的责任。他的“却尘”二字，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乱世中坚守信仰，在风雨中保持清醒。这样的民主斗士，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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