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巳生（1892年6月17日-1953年8月3日），浙江海宁人，中国近代企业家、政治人物。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

世人总觉得商人逐利是天性，可陈巳生偏要把算盘拨给家国大义。你看他的头衔——大安木材公司董事长、关勒铭金笔厂总经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副经理，哪一个不是上海滩响当当的实业家？可他最看重的身份，却是“民主战士”。别人忙着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时，他正把工厂变成地下党联络站，把红利全充作革命经费，连自家别墅都成了进步人士的避难所。这哪是商人？分明是揣着算盘的革命者！

1926年他就入了党，后来虽与组织失去联系，那颗红心却从没凉过。1932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他跟着宋庆龄、蔡元培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特务盯着他的商行，他却笑着说“怕什么？生意赔了能再赚，人心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大世界被炸，上千难民流离失所，他联合赵朴初一口气设了10个收容所，4000多人有了活路，妻子徐剑英也跟着在红十字会忙前忙后，一家人把慈善做成了日常 。

最绝的是他经营关勒铭金笔厂那几年。1944年他接手这家濒临倒闭的工厂，别人都觉得他傻，他却悄悄把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安排成常务董事，组织部长王尧山当董事，工厂成了地下党“安全屋”。更狠的是，他把自己和党组织的股份红利一分不留，全给地下党当活动经费，工人们都说“陈老板的金笔，写的是墨水，流的是热血” 。有次特务上门查账，他指着账本笑：“做生意嘛，亏亏赚赚很正常，哪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几句话就把人打发了，那份镇定，没点信仰真撑不住。

1945年12月30日，上海中国科学社小礼堂，他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这些老友聚在一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上，他拍着胸脯说“我陈巳生别的没有，工厂、钱、人脉，全给民进用！”这话可不是吹牛，后来国民党特务打压民主人士，他的公司成了民进的“避风港”，开会、印传单、藏文件，样样都干。1946年南京请愿，马叙伦被打得重伤，他在上海带头罢市声援，吓得特务不敢轻易动他——毕竟他是工商界大佬，真闹大了不好收场。

1949年开国大典，他和儿子陈震中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五星红旗升起，老泪纵横。有人问他“现在安心做老板了吧？”他摇摇头：“老板哪有监察官重要？”后来他当上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查贪官污吏，有人送钱送礼，他直接怼回去：“我陈巳生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见钱眼开的人！”

抗美援朝时，他拖着病体当慰问团团长去朝鲜，回来就发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硬是动员上海工商界捐出了3710架战斗机的钱。那会儿他已经咳得厉害，却笑着说“能为国家再出点力，死也值了”。1953年8月3日，他在上海病逝，享年61岁，临终前还念叨着“民进要好好干，跟着共产党走，准没错”。

很多人说，那个年代的企业家，要么当汉奸，要么当买办，要么躲起来明哲保身。陈巳生偏不，他用工厂做阵地，用金钱做弹药，用生命做赌注，告诉世人：真正的企业家，从来不是只会赚钱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有家国情怀的中国人。他的算盘，算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民族大义；他的生意，做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救亡图存。这样的商人，才配叫“民族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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