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的一个雨夜，广东大鹏湾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海水漆黑如墨。一个58岁的女人站在岸边，身边放着五个空油桶，手中攥着绳索，雨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她叫陈子美，是陈独秀的小女儿。她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城市，转身把油桶绑在身上，拉着小儿子，一头扎进了海里。她不会游泳，这五个油桶就是她的命。 陈子美这一辈子，好像就没过过几天安生日子。她是陈独秀跟第二任妻子高君曼生的，1912年出生，打小就是父亲最疼的那个。别的孩子不准进书房，她可以随便进；父亲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专门给她塞满了花生糖、芝麻饼、瓜子和山楂片。她坐在小板凳上吃零食，父亲伏案写文章，那大概是陈子美这辈子最暖和的记忆。可这种日子没持续太久，1925年父母离了婚，她跟着母亲搬到南京，住的是破草屋，穿的是旧衣裳，13岁就开始半工半读，先学收发电报，后来又学妇产科。1931年母亲病死了，她跪在床前握着母亲的手，那手一点一点凉下去。那年她19岁，弟弟陈鹤年北上求学，就剩她一个人。 后来她遇见了张国祥，比她大十岁，在银行做事，对她好得不得了。她以为这辈子终于有了依靠，带着他去监狱看父亲——那时候陈独秀正关在南京老虎桥。陈独秀一见张国祥就火了，拍着桌子骂她“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她倔，跟父亲吵了一架，转身就走。这一走，就是永别。后来她才知道，张国祥老家里有老婆有孩子，一直在骗她。那个被她当成保姆的“表妹”，就是人家的原配。她气得要离婚，张国祥跪下来求她，她心软了，又过了几年。到了抗战胜利后，实在过不下去了，两人彻底分开。她一个人回到上海，四个孩子全丢给了张国祥，不是狠心，是真养不活。 1949年以后，她再婚了，生了两个儿子，一家人搬到广州。可日子没好多久，父亲的身份像一座山压着她。批斗、游街、关牛棚，她一样没落下。有人揪着她的头发让她低头，她咬着牙不吭声。后来丈夫跟她划清界限离了婚，她又被放了出来，可她知道，再待下去，怕是连命都要搭进去。她下了狠心——走，去香港，去找弟弟陈鹤年。 可怎么走？她不会游泳，没钱坐船，就托人找了五个空油桶，把身上所有积蓄和首饰全给了人家。那个雨夜，她带着小儿子站在大鹏湾边上，海水黑得看不见底，雨点砸在脸上生疼。她把油桶绑在身上，拉着孩子，一步一步走进海里。浪头打过来，她被卷进去，又浮上来，嘴里全是咸腥味。她后来跟人说，那十个小时，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死，孩子还在身边。天快亮的时候，她看见岸了，筋疲力尽地趴在一块礁石上，手指头抠进石缝里，指甲盖都翻起来了。香港的渔民把她捞上来的时候，她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可眼睛是亮的——她活下来了。 到了香港，不敢多待，怕被遣返，又辗转去了加拿大。她靠着当年学的妇产科本事，在华人医院当医生，攒了点钱，开了个小诊所。1975年去了美国，在纽约皇后区买了套公寓，以为这辈子总算能安生了。可命运还是不放过她。1991年她生病住院，回来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一辈子攒下的积蓄全没了，连她的小儿子也不见了。她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从来不跟人提，只是后来逢人就说“我没有儿子”。八十多岁的人了，欠了一万多美元的公寓管理费，差点被赶出去。最后还是中华海外联谊会知道消息后，汇了九千美元过来，才把这事儿平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人去看她，她拉着人家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愣是没掉下来。 2004年4月14日，陈子美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走了，九十三岁。她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遗体在停尸房放了一个多月，没人来认领。邻居说，她生前身体不好，戴着呼吸器还坚持每天出门散步，从不抱怨。她跟希腊邻居普洛斯说过一件事——死后要穿上当年的结婚礼服下葬。后来她在大陆的大儿子李大可赶到美国，按照她的遗嘱，把那件礼服给她穿上了。 她这辈子，从安庆到上海，从南京到重庆，从广州漂到香港，又去了加拿大、美国。她见过父亲的风光，也尝过当“罪人之女”的滋味；被人骗过，也被人帮过；攒过钱，也被偷了个精光。可她从没跟人说过一句软话。有人问她，你爸是陈独秀，你不后悔吗？她不回答。她只是把她和父亲的那张合影，藏了一辈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