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天才、怪才——他性格古怪，但能力超强，据说他精通9门外语，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是妥妥的"超级学霸"。据说他的学习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背"和"抄"。学德语，他就背《浮士德》；学英语，他就背《莎士比亚全集》。学生凌叔华后来回忆说，古稀之年的辜鸿铭依然能信口背出一些欧洲名著的原文。不光背，他"抄"起书来也毫不含糊，每每到周日，他就揣起铅笔，跑到各个图书馆、藏书楼抄书。一旦遇到不常见的孤本，辜鸿铭甚至不惜全抄。许多西方人都不敢和他对话，因为他读过的书连西方的许多学者都没读过。人常说，聪明人都会下笨功夫。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敢下笨功夫的人，才是聪明人。 按："学霸"中的大部分都是掌握了一种或数种对自己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学生，过目不忘、聪明绝顶（主要指在逻辑上的理解能力）的"学霸"反而是少数。 辜鸿铭到欧洲时，欧洲的启蒙运动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理性思考与判断，用科学的态度观察、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把科学理性当作一切现成事物的最高裁判。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辩护的权利。 按：唯"科学理性"论一定是既不科学也不理性。 ...辜鸿铭本人性格偏激，书本知识深厚，却对社会了解肤浅，人们对他的重视更像是看待一位了解西方的顾问而不是智囊，更不是管理人才。辜鸿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一切尘埃落定后，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为中国发声，那就是翻译中国典籍。 按：历史证明，这个任务非辜鸿铭莫属。 ...辜鸿铭在欧洲游历多年，知道中国在西方世界的低劣形象，都是拜一些所谓的"汉学家"所赐。"在中国的欧洲人，用某个省的方言写几本对话，或者收隼百八十条小故事，就马上自称是中国学的学者了。"而他们的汉语水平，"仅仅是刚刚克服了语言学习的大部分障碍而已"。半瓶子醋的水平，高高在上的虚荣，加上文化上的偏见，这样的"底蕴"炮制的作品，其影响可想而知。他们不仅需要自己高高在上，还要论证自己高高在上，认为自己可以使中国"文明化"。而"文明化"的标志，就是灌输"盎格鲁-撒克逊的理想"。 按：今天这样的"半瓶子醋洋专家"还是不在少数，忽忽悠悠、比比划划的，要对他们祛魅；以我非常有限的阅读量观之，大部分"洋汉学家"们今日的水平比他们的老前辈们也没啥进步，写关于中国的书，水平很一般，几乎每本都能挑出错误来。 辜鸿铭决心扭转这一局面，他要把中国的典籍翻译到国外，让欧美见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思想和中国形象。在当时，把外国思想翻译成中文到中国传播的人多，比如严复、林纾，但是把中国思想翻译成外文输出海外的人却只有辜鸿铭一位。 在众多典籍中，辜鸿铭选择了《论语》、《中庸》、《大学》三篇。为什么是这三篇?《论语》是孔子及其门人言论的总集，《大学》相传是孔子门人曾子所作，《中庸》是曾子门人子思所作。后来朱熹又补上子思的学生孟轲所著的《孟子》，合称"四书"。但辜鸿铭认为，前三本已足够展示中国人的道德文明和仁爱精神。 辜鸿铭并非翻译儒家经典到外国的第一人，早在1593年，传教土利玛窦就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传播到西方，之后又有许多西方汉学家陆续参与这项工作，让西方了解中国。但是这些汉学家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并不真的理解中国，往往以西方的标准为参照，更多的是关注西方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不同点。 ...辜鸿铭的译本尽管也有后人挑刺，其中不乏王国维那样的大家，但并不妨碍辜鸿铭的译本至今仍是这些典籍最好的外文译本。即便这么多年过去，许多欧洲学者如今在研究中国典籍时依然首选辜鸿铭的译本。 不过，真正让辜鸿铭达到名声巅峰的却不是他的译本，而是他对一战结果的准确预测。1914年，一战爆发，许多在中国的欧美人士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走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的辜鸿铭因为极佳的外语水平（也是因为没有收入）成为五国银行团的翻译，曾多次应邀向他们发表演讲。那时候战争刚刚开始，德国正在节节胜利，而辜鸿铭却大胆预言：德国必败！读书 辜鸿铭 全文摘自，徐涛著《历史的面孔2变局》，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