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麟：战火中的撤离行动 技术上来说，这种战区撤离航班的飞行计划制定难度极大。一方面要考虑到使用不常用的航线进行绕飞，另一方面是战区有着极大变数，极有可能需要空中长时间盘旋等待，甚至由于不可抗力原因进行备降。因此不仅仅需要有大量的备用油量，对飞行员来说也要走陌生航线，做好在陌生机场备降的准备。甚至还会遇到诸如导弹袭击、联络丢失、GNSS干扰、枪击等特情，这不仅仅考验机组的素质，更考验背后的保障能力甚至综合国力。 在阿联酋、卡塔尔与沙特三国的撤离行动中，总体还是平稳有序。截止到3月10日，已经有上万名中国公民成功撤离，而这背后离不开中国使领馆以及中国民航的努力。 以卡塔尔为例，由于地方狭小且一直受威胁，始终没有恢复空中航线。这使得滞留卡塔尔人员只能经由陆路撤离到沙特或者阿曼等相对安全的国家，再乘坐飞机回国。在陆路转运的过程中，我国使领馆组成专班，调动大量资源并协调各方，才完成了这一复杂的转运之路，将滞留的中国公民送上回家之路。 但这条陆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走。由于沙特和卡塔尔之间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从卡塔尔陆路进入沙特进行撤离没那么容易，还布满了未知风险。从多哈包车前往沙特利雅得，需要辗转8小时，途中要经过卡塔尔与沙特海关之间一段“长达五公里的隔离区，必须有同时持有沙特和卡塔尔两国签证的担保人协助才能通行。部分同胞在转移途中被军事检查站临时拦截，历经数小时协调才得以继续前行。能完成撤离，离不开大使馆以及各界人士的帮助。 阿联酋作为中国公民滞留的重灾区，险情最为集中，不仅仅承受着伊朗最多的报复性打击，迪拜机场航站楼也被弹药击中导致浓烟滚滚，这也使得阿联酋的撤侨行动最为惊险。3月4日，国航CA941从北京飞往迪拜执行撤离航班时，在空中盘旋等待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降落。而就在这一时间段，有无人机出现在机场附近，并最终被击落坠毁在迪拜机场附近，引发爆炸。可见撤侨这事本就是风险极高的。 虽然迪拜机场可以起降，但是起降本身就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哪怕飞机成功降落在迪拜机场了，能不能准时走，甚至能不能走都是问题。3月7日，国航CA9542航班从迪拜起飞准备飞回国内时，实际起飞时间就比计划起飞时间延误了四个半小时。而且从FR24上的ADS-B定位轨迹中可以看出，在飞到阿曼上空时CA9542飞机还遭遇了GPS干扰，使得飞机的定位坐标短时间内发生偏移。 至于以色列和伊朗境内的人员撤离，就更为复杂了。以以色列境内滞留的中国机组撤离为例，是在战火威胁下乘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经由陆路撤离到约旦，再从约旦乘坐飞机撤回国内。 而伊朗境内就更为复杂了。在美以联军高强度轰炸的威胁之下，从伊朗境内靠航空撤离完全不可能。因此，伊朗境内人员的撤离是一场典型的分阶段、接力式撤离行动： 第一阶段是从战区内部向边境口岸机动， 第二阶段是跨境进入周边国家， 第三阶段则是在驻外使领馆统筹协调下，利用周边国家尚能维持运行的民航网络，尽快搭乘商业航班返回国内。 看似只是“陆路加航班”的组合，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战场态势、口岸开放情况、邻国入境政策、机场运行能力以及航班恢复节奏的共同制约，任何一个节点出现波动，整个撤离链条都会受到影响。 而能够成功完成撤离，离不开驻外使领馆的努力，以及中国民航的全力以赴。也因此本轮撤离再次说明，在现代中国海外公民安全保护体系中，中国民航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战略性民用力量”之一，在危急时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执行危难险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