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布罗·婉容，这位末代皇后的名字，几乎总是与凄美、疯狂和悲剧联系在一起。 她出生于1906年的北京帽儿胡同，虽为达斡尔族正白旗人，却成长在一个开明的家庭，父亲荣源主张男女平等，不仅教她琴棋书画，还特意聘请了美国教师萨姆女士教授英语。 这位才貌双全的满洲贵女，在十六岁那年通过照片被溥仪圈定为皇后，于1922年12月1日风光大婚，正式成为了名义上的清朝国母。 然而，这桩奢华的婚事恰是其一生命运悲剧的起点——由于溥仪自幼被宫闱生活伤了根本，婉容在婚后实质上过着守活寡的日子，表面的荣华之下，是无尽的孤独与烦闷。 在紫禁城的最初两年，婉容与溥仪的关系尚算融洽。 溥仪为她聘请了英文教师，夫妇二人时常通信，婉容署名“伊丽莎白”，溥仪则叫“亨利”，她教会了溥仪吃西餐、用相机，甚至一同骑车出游。 但深宫的高墙很快吞噬了这份短暂的快乐，精神的空虚与生理的苦闷让她染上了鸦片，起初或许是为了缓解痛经和头痛，后来则成为了难以摆脱的精神依赖。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婉容随溥仪被逐出宫，先后避居醇王府、日本使馆，最终于1925年落脚天津日租界的张园与静园。 天津的七年或许是婉容一生中最轻松自由的时光，她摆脱了宫中礼数的束缚，时常与溥仪出入马场、起士林餐厅，做摩登打扮，但这份自由并未弥合夫妻间真正的裂痕，尤其是1931年文绣与溥仪离婚后，溥仪将满腔羞愤归咎于婉容，对她愈发冷落。 1932年，抱着对“复辟”的一丝幻想，婉容在日本人的诱骗下潜赴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夫人”，后于1934年成为傀儡皇帝的皇后。 但等待她的不是荣耀，而是比紫禁城更严苛的监视与禁锢。 在长春的伪皇宫缉熙楼，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严密监视，连外出游玩都会被关东军强行驱回，她曾托人向顾维钧求助试图逃离，却终究未能成功。 在极度的压抑与绝望中，婉容与溥仪的两名随侍祁继忠和李体育发生了私情，并因此怀孕。 1935年，当她临近分娩时，这件丑事终于败露，溥仪怒不可遏，他本想立即废后并与婉容离婚，但碍于日本人的控制无法声张，只能将婉容秘密打入了冷宫。 关于那个刚出生的女婴，流传着最令人心碎的说法——溥仪命人将孩子扔进锅炉活活烧死，以此作为对婉容最残忍的惩罚，但也有说法称孩子出生时即已夭折，溥仪只是将死婴投入了焚烧。 无论是哪种情况，溥仪随后欺骗婉容，称已将孩子交由其兄代养。 可怜的婉容信以为真，每月从自己微薄的用度中挤出钱财托人带给“抚养孩子”的哥哥，却不知女儿早已不在人世，这份被蒙在鼓里的期盼，成了压垮她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后十余年，她被囚禁在缉熙楼东侧，彻底与世隔绝，昔日的如花美貌不复存在，整日蓬头垢面、喜怒无常，鸦片烟瘾愈发严重，最终完全丧失了理智，成为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疯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洲国覆灭，溥仪在仓皇逃往日本途中于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获，而他并未带走婉容，这位曾经的一国之母被遗弃在了大栗子沟。 同年11月，婉容等人被东北民主联军收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俘生活，辗转于临江、通化、长春、永吉、延吉等地。 在狱中，她的毒瘾时常发作，痛苦得在地上打滚哀嚎，浑身因长期不洗澡而散发着恶臭，每日最大的奢求只是哀求狱警能给她一点鸦片。 1946年6月（一说8月），婉容孤零零地死在了延吉的监狱里，时年约四十岁，据说死时身边无一亲人，连尸骨也无从寻觅，被狱方用一领破苇席裹着扔在了荒山上或臭水沟旁。 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就这样在极度的孤寂、病痛和屈辱中，走完了她富贵开场却凄凉收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