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个全然未接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家庭长大的，我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是在福音派的宗教迷信中度过的。对我来说，我后来经历的阅读与教导是实实在在的启蒙之源，将我从一个极度愚昧，至今仍令我心有余悸的黑暗诅咒中解放了出来。可从我进入大学的那一刻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发现那些学识渊博的老师在上课时总是动辄端出理性的“局限”、启蒙的“辩证法”，以及简单事物的魅力。我后来明白过来了，他们大多数只是嘴上说说，并不是认真的，他们总体上仍然是受启蒙的自由派，只是误把启蒙真正的代价或者说局限当作了证明它的不可能或者说非正当的证据。可正是因为他们没能清晰果断地在理性、自主的生活（无论它是多么脆弱、多么有问题），与我所了解的那种除了黑暗与幽灵之外空无一物的生活之间划清界限，他们那不乏学识的心灵才在无意间助长了那些始终存在的、只要有机会就能将现代人成就的一切都毁于一旦的力量。所以，我绝对无法容忍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之流和他们的追随者。我想我恐怕也不能同意您以仁厚的胸怀对维柯、哈曼甚至屠格涅夫的赞美。不过我知道，我所说的可能只是一家之言，而非理性的立场。就像那句话说的，“新皈依者永远是那个唱诗时嗓门最大的”。

——马克·里拉致以赛亚•伯林的信（1994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