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曼在罗马教会和法国百科全书派所鼓吹的普遍科学的梦想中看到了同样的征服一切的一元论；在他看来，这忽视和抹掉了思想和感情中的差异，并在实践中对它们不予理会。他惧怕体系、中心化、一元论等等，在他看来，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所要求的权威角色是天主教教阶制度的世俗版本，他的观点在后一个世纪的奥古斯特•孔德那里得到了回响，只不过，哈曼对其深恶痛绝，而孔德则是举双手赞成。哈曼在这个集合中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的另一个例证……无论如何，在这场于两条战线上（右边是教会，左边是科学）进行着的反对宣称掌握全部知识的战争中，哈曼也许是最义无反顾、激情澎湃的，也是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并且由此深深地影响了浪漫主义者和他们之后19世纪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当赫尔岑把（卡贝或巴贝夫主义者笔下的）共产主义看作头脚倒立的沙皇制度，即同样压迫人和忽视人的个性的制度时，当巴枯宁抱怨马克思的独裁主义时，他们正在继续着这一传统，即对任何限制个体并摧毁了其最深刻的价值的制度心怀恐惧。

……哈曼声讨一元论，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切一般化都包含虚假的价值。伯克在抨击法国大革命时表现出了保守的情感，托马斯•潘恩由此对他进行了谴责，认为他光崇拜鸟的羽毛，却无视鸟行将死去。哈曼无须为伯克特定形式的心满意足而带有负罪感，然而，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对人类痛苦的呼喊熟视无睹，除非这种呼喊是一个个体的或精神的形式。那些终结了殉节风俗，消灭了贫民窟，或在某个穷困潦倒的族长制地区创造了可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的人们，理当不受到大多数人的责难。哈曼赞赏那些听到了犁下蟾蜍的呼喊的人，即便从它们身上犁过是正确：因为如果人们不能听到这种呼喊，如果他们是聋的，如果蟾蜍因为受到“历史的谴责”而理应被抹去，如果失败者永远不值得留意，因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那么这些胜利将它们自己埋下祸根，因为他们将倾向于摧毁价值，而价值却是这些战斗本身的名义。腓特烈大帝的新扫帚清扫得如此干净且永久的呼喊抵制着这把扫帚，而我们在哈曼的所有著作中所听到的正是这种呼喊。他对人类根本价值的宣扬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启蒙对手，如伏尔泰和康德，而后者却作为人权的捍卫者而受到崇敬。

哈曼并非一个带有乡愁的中世纪学者，他没有把想象的过去看作一个更好、更高贵的时代，并将之与当下沉闷的平庸相比照。他的幻想是超越时代的，而非历史的。但是像后来的工业文明的批判者一样，他不仅坚决忽视世俗改革家的起因，而且忽视他们的目的。不管是在腓特烈的普鲁士还是在拿破仑的法国或者是约瑟夫二世的神圣罗马帝国，人们在把理性的方法应用于社会政策时，都把消除猖狂的非正义、非理性冲突、人类苦难和压迫作为其目的；而其成就构成了人类历史这个并不出彩的篇章中辉煌的一页。进步与反动的观念诞生于如下冲突的过程：一方面是那些渴望引入迅猛变革的人（在这种过程中，他们高估了他们自己的力量和人们的韧性，犯了经验错误，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进行抵制的人，不管是为了他们的阶级或民族利益，还是因为改革家的乌托邦主义在他们看来显得肤浅和反常。

哈曼属于后者范畴。改革者寻求建立的世界，对他来说似乎是对他珍视的所有价值，以及他认为最深刻地嵌入人的本性中的所有价值的否定。正因如此，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权滥用，他一概视而不见：他只看到了以空洞抽象（理性、进步、自由或平等之类的理想，或者不切实际的头脑构造出来的巨大气球）之名摧毁活生生男女的“伟大的简化者”的恶，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去熟悉一个具体的事实、一个真实的人，比不上花去一个小时按照其本来痛苦而不完善的面貌，去真正地、内在地体验一个人的灵魂和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