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避而不谈职业信仰 2026年全国两会，张文宏医生被问：如何看待“让医生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这一提法？张答：“关键还是评价体系的问题和收入的问题、积极性的问题，三方进行协同，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但是确实非常困难。”他同时强调，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要让医生“不再为不合理的创收指标捆绑”，并需建立“可预期的新评估体系”与“可预期的收入”。 有人说，张文宏不用“白衣天使”、“白求恩”等话语，这是对医生职业信仰避而不谈。 回味一下张文宏被问及“让医生回归治病救人本质”，他坦言掂出评价体系、收入、积极性三个关键词。细听下来，这番话里的确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沉默——他始终避而不谈“医生的职业信仰”。 在当下的医疗场域，信仰是个奢侈的词。当临床医生要在门诊与手术之余，为论文、课题、创收指标奔波；当县级医院被要求申请基础研究基金，科室绩效与药品、检查收入挂钩；当医生面对患者，首先要掂量的是医保额度而非病情本身，信仰便成了易碎品。张文宏选择不谈，是因为他深知，在评价体系与收入机制的硬约束面前，单纯谈信仰，无异于让医生在泥泞里谈飞翔。他太懂现实了。抗疫时，他喊出“党员先上”，那是信仰在极端情境下的迸发 ；但在常态化的医疗改革中，他更愿意谈“三医协同”，谈医保支付从“盯低价”转向“算健康账”，谈AI为医生减负。他用制度设计的语言，替代了信仰的修辞，因为他明白，没有制度的托底，信仰只能是少数人的坚守，甚至会沦为对多数人的道德绑架。 医学的本质是“人学”，是对生命尊严的守护。这种本质，既需要制度来保障，也需要信仰来滋养。张文宏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每周坚持手写50份病历，反对年轻医生过度依赖AI，因为他知道，亲手触摸患者、观察体征，才能发现算法漏掉的细节。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不是评价体系能考核出来的，也不是收入能衡量的，这正是职业信仰的底色。当下的医疗改革，陷入了一种“工具理性”的迷思。忙着修修补补评价体系，调整收入结构，却忘了问一句：当医生不再为论文和创收所困，他们内心的职业追求，会自然回归吗？如果一个医生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用“指标”和“收益”来解释，那医学的人文光辉，又该安放何处？ 同学们，有人说张文宏的沉默，或许是一种策略。他先解决“活下去”的问题，再谈“活得有尊严”的问题。毕竟，当医生连合理的收入都无法保障，连临床工作都被非临床事务挤占，谈信仰确实为时过早。但不能因此忽略，制度只能划定底线，而信仰才能撑起高度。真正的医疗改革，应当是“制度”与“信仰”的双轮驱动。评价体系要让临床医生的劳动得到认可，收入要让医生的技术服务获得合理回报，这是制度的责任；而唤醒医生内心对生命的敬畏，对医学的热爱，对职业的坚守，这是信仰的使命。当制度不再捆绑医生的手脚，当医生不必在“看好病”与“达指标”之间艰难平衡，信仰才有生长的土壤。 划重点：行医不易！医院有分级，对医生的要求也不同，医务人员职称评比标准也应该随之不同，岗位职责不同待遇也不能一样。也要看到，医生不是普通大众，所受教育和职业要求需要较高的道德素养，所谓真正回归了治病救人的本质——制度层面的回归和信仰层面的回归必须两手都要硬，因为待遇上去了，社会对医生群体的要求肯定也会水涨船高，否则，无论怎样搞都只能是空话。张文宏今日的说法正是为了那一天的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