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独立后，大量科学家被中国“接纳”。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   故事得从苏联“咔嚓”一下解体说起，作为联盟里最重要的工业和科技基地之一，乌克兰继承了一大堆好东西，比如能造航母的黑海造船厂，能设计大飞机的安东诺夫设计局等等，都是响当当的世界级牌子。   可问题是，新生的国家突然穷得叮当响，经济一团糟，完全养不起这些“国宝”。   于是，一大批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满脑子的绝活，却面临失业，成了没活儿干的“屠龙勇士”。   就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咱们中国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我们迅速启动了“双百计划”这些人才引进项目，向那些迷茫又失落的独联体专家们，敞开了最真诚的怀抱。   成百上千的乌克兰专家，拖家带口，带着他们一辈子的学问，来到了中国。   结果你猜怎么着？这帮大神到了中国，安顿好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把我们当时负责接待的同志都给震住了。   你没听错，不是要待遇，不是问房子，更不是谈家属工作，他们中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在苏联共产党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专家，最急切、最优先的要求竟然是：希望能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   这个请求，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这里头，有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弗拉基米尔·纳科内奇内老爷子。   他在苏联共产党有三十多年的党龄，苏联没了，他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塌了一半。   后来他受邀来咱们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工作，亲眼看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那种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让他心里那团火又重新燃了起来。   他把自己那本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的苏联共产党党证拿出来，好几次跟组织表达，说想“回家”，想重新找到组织。   老爷子动情地跟我们的人说，虽然国籍不一样了，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通的，在中国，他重新感受到了那种为了共同理想而奋斗的温暖和力量。   虽然按照规定，外籍人士入党有着非常特殊的程序，但咱们的党组织给了他最大的尊重和理解，特邀他参加党内的学习和活动，让他重新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属感。   咱们的航母“辽宁舰”，它能有今天，得给一位叫瓦列里·巴比奇的老爷子记上头功， 他就是“瓦良格”号——也就是辽宁舰前身——的总设计师。   他常说，来中国就是为了让他的“孩子”重获新生，他做到了！他不光帮助我们完成了“辽宁舰”的改装续建，更重要的是，通过“传帮带”，为我们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航母设计人才，为后来山东舰、福建舰的自主研发，打下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还有我们的运-20“鲲鹏”大运输机，它那漂亮的超临界机翼设计，背后也有安东诺夫设计局专家的心血。   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图纸，更是一种先进的系统工程思维，有人评价说，这至少让我们的军工研发体系少走了二十年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