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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安徽亳县花园庙据点的审讯室里,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被吊在房梁上。

1939年,安徽亳县花园庙据点的审讯室里,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被吊在房梁上。 审他的汉奸特务队长举着皮鞭,问了一句:"黄水窝村东头那口井,是哪年挖的?"年轻人脱口而出:"民国十二年,还砸死了一个叫刘三的。" 话音刚落,汉奸的脸刷地白了——刘三,是他亲堂叔。 时间拉回到1939年深秋。日军占领亳县后,在东北角的花园庙设了据点。这座明朝万历年间修的古庙,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卡死了豫皖苏边区的交通要道。 据点里最凶的是个叫刘德山的汉奸,原本就是本地泼皮,投敌后当了特务小队长。他审人有个习惯,不打死不收手。老百姓背地里都说,进了花园庙,十个人九个横着出来。 就在这年11月,豫皖苏边区刚刚截获一份紧急情报:日伪军即将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情报必须尽快送到上级首长手中,晚一天就可能多死几百人。 组织把任务交给了陈子良。这小伙子刚从延安抗大毕业,脑子活,胆子大,专干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活儿。配合他的,是一个叫王萌琳的老交通员。 但问题来了——情报要送出去,必须穿过花园庙据点。 两人商量了个法子:扮成拉蒜的农民。独轮车上堆满大蒜,情报就藏在蒜瓣中间。 一来蒜味冲鼻子,伪军大概率懒得细翻;二来陈子良毕竟是个大学生模样,蒜味能帮他遮掩那股子"不像种地的"气质。 11月17日下午,两人推着独轮车上路了。前几道关卡还算顺利,问什么答什么,背景信息倒背如流,伪军挑不出毛病。 但到了花园庙据点门口,麻烦来了。 这帮伪军本来就爱刁难人,看陈子良年轻白净,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问来问去,虽然找不到破绽,却偏不放人。最后几个伪军直接拿枪指着陈子良:"你,跟我们走一趟。" 王萌琳在旁边急得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我们是良民,皇军……"没用,伪军只带走了陈子良,把王萌琳晾在了据点外面。 王萌琳蹲在茶摊边上,眼睛死死盯着炮楼方向。旁边卖茶的老头叹了口气,递过来一碗水。老头啥都没说,但那眼神分明在告诉他:进去的人,多半没好下场了。 王萌琳心里跟刀割一样。但他清楚,如果自己也冲进去,情报就彻底完了。咬了咬牙,他推起独轮车,一步一步往下一个关卡走去。 此时据点里面,陈子良正在挨打。 伪军二话不说,把他吊上房梁,枪轴、棍子轮着招呼。陈子良咬紧牙关,反复只说一句话:"我就是黄水窝村的农民,帮人运蒜赚工钱的。" 打了一阵,特务队长刘德山亲自来了。这人不急着动手,拎着皮鞭在油灯底下慢慢转,冷不丁问了句:"黄水窝村东头,是不是有棵老槐树?" 陈子良一愣,点了点头。 刘德山又问:"老槐树下面那口水井,啥时候挖的?" 陈子良答:"民国十二年。挖井的时候,还砸死了一个叫刘三的。" 整个审讯室安静了。 刘德山的手停在半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那口井确实是民国十二年挖的,死的那个刘三,是他亲堂叔。全村没几个人知道这事。 他放下皮鞭,盯着陈子良的脸看了半天,突然问:"你姓啥?" "姓陈,陈子良。" "你爹……是不是叫陈长河?" 陈子良点了点头。 刘德山一把挥退了房间里所有人,把门关上,压低声音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原来刘德山虽然投了敌,但和陈子良家是拐了弯的亲戚。陈子良的父亲陈长河,早年对刘德山家有过恩情。在那个乡土宗族关系比天大的皖北农村,这层关系,比任何证件都管用。 审讯室里那几分钟,没人知道刘德山脑子里转了多少弯。但最终,他做了一个决定——放人。 他找了个借口,说审了半天没审出东西,大概就是个种地的,放了算了。伪军们也没多想,毕竟抓错人的事经常发生。 陈子良就这么被松了绑,踉踉跄跄走出了花园庙。 王萌琳推着独轮车刚过了下一个关卡,就感觉身后有人拉了他一把。他浑身一紧猛回头——是陈子良。 "你不是被抓进去了?!怎么出来的?" 陈子良咧嘴笑了一下,满嘴血丝:"我在里头碰上'亲戚'了。" 这话听着像开玩笑。但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么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血脉牵连,在鬼门关前硬生生把一个年轻人拽了回来。 情报最终成功送达。那一次扫荡的情报预警,让根据地部队提前做了转移和部署,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抗战那些年,无数个陈子良穿行在敌占区的关卡之间,靠的不是武器,是一颗脑袋和一身胆。有人倒在了半路上,有人靠着一点运气和血缘活了下来。 但不管哪种结局,他们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身上背着的那份情报,比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