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临终前的朱老总对她的妻子康克清调侃道：“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身为我国的开国元帅，为何会说自己的遗憾是没吃饱过？ 这话听着让人心酸，谁都知道朱老总不是真的没尝过饱饭的滋味，他这一生的“吃不饱”，从来都不是口腹之欲的缺憾，而是刻在骨血里的选择，是一位老革命家这辈子都放不下的民生牵挂。 朱老总是四川仪陇的佃农儿子，乳名代珍的他，刚会走路就跟着母亲下地挖野菜，六岁进私塾，午饭永远只有半块红薯，他从不敢多吃一口，因为家里的粮食，要留给更年幼的弟妹。 后来他考上云南陆军讲武堂，一步步走到滇军旅长的位置，每月俸禄买两石米都绰绰有余，可他却养成了一个习惯，把自己的口粮、好菜，默默让给身边吃不饱的下属和百姓，从那时起，他的胃，就开始为别人“饿着”。 踏上革命道路后，这份“吃不饱”更是刻进了他的骨子里。井冈山的日子苦，红四军缺粮到极致，朱老总和战士们一样，每天就三两米，兑着一大锅野菜汤度日。 他给自己定了死规矩，端起碗先给伤员舀一勺，再给站岗的哨兵留一口，轮到自己时，碗里往往就只剩点汤水。 警卫员心疼他，偷偷藏个红薯塞给他，换来的却是他的批评，那句“别人能饿，我为什么不能？”说得硬气，可夜深人静时，他肚子咕咕作响，也只是翻个身默默忍着，从来不多说一句。 长征过草地那十几天，部队断了粮，他把自己的皮带煮烂了分给战士们果腹，自己却蹲在一边嚼着苦涩的草根，还笑着说这比井冈山的野菜更有味道，那份苦，他自己咽了，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身边的人。 毛儿盖筹粮时，年近五旬的他带头扛着镰刀割麦，挑着五六十斤的麦子走十几里路，警卫员想替他分担，被他一眼看穿，他一路和战士们说笑，说自己担着麦子浑身是劲，可没人看见他额头上的汗，和被扁担压红的肩膀。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条件稍好了些，他的“毛病”却更重了。年过半百的他每天挥锄开荒八小时，收工后永远是最后一个去打饭，还专挑最少的那份。 炊事班长急得直跺脚，让他多吃点，他只是摆摆手说够了，年轻人出力多，该多留些。 南泥湾的粮食连年丰收，边区的战士们都慢慢养壮了，可朱老总的体重，却在那几年里降了八斤，他的胃，依旧为身边的人空着。 新中国成立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帅该享享清福了，可他的日子，过得比普通干部还要简朴。 他给自己定的伙食标准极低，每餐不过一碗米饭、一碟泡菜、一盘青菜，难得见点肉星。 康克清想偷偷给他改善伙食，总被他用“长征时睡雪地都过来了”挡回去，他总说，国家还不富裕，百姓还在吃苦，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先享福。 老家的亲戚孩子没书读，他和康克清商量着接来北京，十几张嘴一下子添进家里，开销立刻捉襟见肘。 夫妻俩省吃俭用，每餐都等孩子们吃完了才动筷，孩子们剩下的饭菜，他们从不嫌弃，衣服更是缝了又补，康克清都曾苦中作乐调侃，家里成了中南海里吃不饱穿不暖的困难户。 困难时期物资紧张，朱老总挽起袖子在中南海的空地上开荒种菜，锄地、播种样样在行，警卫员想来帮忙，他还幽默说自己比廉颇年轻，不用人照顾。 他爱吃回锅肉，可患上糖尿病后，医生严令禁止，康克清心软让他吃一块，结果小外孙趁人不注意塞给他一块，他嚼着肉得意地冲康克清眨眼，用孙子当挡箭牌，那份孩子气的背后，是他一辈子对自己的苛刻。 可这份小小的满足，往往换来的是饭后飙升的血糖，让家人和医生捏一把汗。 他对自己抠到极致，对百姓却掏心掏肺。1960年去山东视察，地方干部见他消瘦，偷偷加了盘炒鸡蛋，他当即端起盘子分给所有工作人员，还严肃说百姓连树皮都吃不上，他咽不下这鸡蛋。 1957年在昆明，当地准备了燕窝煮鸽蛋，他直接拒绝，还说要把燕窝的钱自己付，下次再弄就罢吃，到最后，工作人员给他做青蚕豆焖饭、炒香椿这些家常饭，他才吃得满心欢喜，嘴里念叨着粗茶淡饭最相宜。 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躺在病床上，连说话都费劲，却还把李先念叫到床前，用力握着对方的手叮嘱，一定要抓生产，他担心的，从来都不是自己能不能吃饱，而是国家的生产上不去，百姓要饿肚子。 朱老总说的没吃饱，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胃，而是他那颗装着天下百姓的心。只要还有百姓没吃饱，只要国家还没富强，他这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就永远觉得自己“没吃饱”。 这份“没吃饱”，是他一辈子的坚守，是一位开国元帅最朴素的初心，是刻在岁月里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他的一生，把自己的需求放到最低，把人民的福祉放到最高，用一辈子的“吃不饱”，换来了无数百姓的吃得饱、过得好。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敬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