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红西路军总部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在一场激战中身负重伤，与身边战友被敌军冲散，孤身一人辗转流落至甘肃张掖的红湾寺南山一带。当时他伤口溃烂发炎，疼痛难忍，又无粮无水，饿晕了过去，被正在山中放羊的张老汉发现。张老汉见徐一新虽衣衫褴褛却身形挺拔，身上带着枪伤，又听他说起自己是红军战士，当即动了恻隐之心，全然不顾自身安危，决定出手相救。 张老汉名叫张富贵，那年五十岁出头，住在山下张家沟的一个土坯房里。家里除了他和老伴儿，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儿子张栓柱。平日里靠养十几只羊和种两亩旱地过日子，日子过得紧巴巴，但遇上讨饭的或者逃荒的，张富贵总会端出一碗热粥。那天他在南山坡上放羊，远远瞧见一个人影倒在草丛里，走近才发现是个人，脸色苍白，左胳膊上一处枪伤已经化脓，血把半边衣裳都染透了。 徐一新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张老汉家的炕上，伤口已经被清洗干净，缠上了干净的布条。张老汉的老伴儿端来一碗小米粥，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徐一新接过碗，手还有些抖，一口一口喝下去，胃里暖了，人也清醒了不少。张富贵坐在炕沿上，抽着旱烟，问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徐一新把自己的身份和遭遇说了出来——他是红西路军的干部，部队被打散了，一路躲避马家军的追捕，没想到伤口恶化，体力不支晕倒在山上。 张富贵听完没说话，只是磕了磕烟袋锅，低头盯着地上的尘土。他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也听说过他们一路北上抗日的事。虽然国民党和马家军在村里宣传红军是“赤匪”，可他亲眼见过红军战士帮百姓挑水、干农活，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他心里清楚，救一个红军，如果被官府知道了，轻则罚款，重则坐牢，甚至可能被当成通共的“共党分子”给抓走。可他看着徐一新那双眼睛，透着一股倔强和真诚，就像他年轻时在镇上见过的那些读书人，心里一软，就做了决定。 接下来的几天，张富贵把徐一新藏在地窖里，每天送饭送药。地窖是以前防土匪挖的，只有一个小口，外面用柴草挡着，不容易被发现。张富贵用盐水给徐一新清洗伤口，又采了些草药捣碎敷上，防止感染。徐一新身体虚弱，张富贵就把家里仅有的鸡蛋煮了给他吃，自己却一口都舍不得尝。老伴儿有时候会抱怨几句，说这样太冒险，可张富贵总是摆摆手，说：“咱不能见死不救，人家是为了打鬼子才受的伤。” 马家军的搜查越来越严，村里经常有兵丁来问有没有见过红军。有一次，两个马家军骑兵牵着马走进张家沟，在张富贵家门口停下，问：“老头，最近有没有见过外人？”张富贵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指着远处的山坡说：“就我一个老头子，哪来的外人，羊都在山上吃草呢。”骑兵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没发现什么异常，就走了。张富贵回到屋里，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他走到地窖口，轻轻敲了敲木板，低声说：“没事了，他们走了。” 徐一新在张富贵家养了半个多月，伤口渐渐愈合，能下地走路了。他心里很感激，可也知道不能久留，免得连累张家人。一天晚上，他跟张富贵商量，说自己要去找部队，问能不能给他指条路。张富贵想了想，说：“往北走，过了黄河，就能找到红军的队伍。”他还把自己攒的一点钱塞给徐一新，又烙了几张饼让他带上。徐一新推辞不过，只好收下，眼里含着泪说：“大爷，您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第二天一早，张富贵把徐一新送出村子，看着他消失在山路的拐角处，才转身回家。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儿子。后来，张栓柱问起那个“客人”是谁，张富贵只说是远房亲戚，生了一场大病，养好了就走了。张富贵心里清楚，有些事不能说，说了只会给家里招来灾祸。 徐一新离开后，真的找到了红军的残部，重新回到了队伍里。后来，他随部队到达陕北，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某省的民政厅长。他一直没有忘记张富贵，多次托人打听他的下落，可因为当时交通闭塞，信息传递困难，始终没有联系上。直到1983年，徐一新已经七十多岁，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了当年的经历，记者被这个故事打动，专门派人到甘肃张掖寻找张富贵。 可惜，张富贵早在1975年就去世了，享年八十八岁。他的儿子张栓柱还在世才想起父亲生前确实提过救过一个红军战士，还说那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张栓柱拿出父亲留下的一个旧烟袋锅，说：“这是我爹用了一辈子的东西，他说，救人不是为了回报，是因为做人得讲良心。” 这个故事在当地传开后，很多人都感动不已。它让人们看到，在最黑暗的战争年代，普通百姓依然保持着善良和勇气。张富贵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可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同情和担当。徐一新也没有辜负这份恩情，他把这份善意化作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一生都在为人民做事。 战争会带来破坏和伤痛，但它也能照见人性中最珍贵的光芒。无论是救人的张富贵，还是被救的徐一新，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里值得铭记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相信，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