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那个冬天，对于17岁的上海女知青张梅香来说，差点就成了人生终点。当那个平日里看着正气的公社副主任，突然反手锁上办公室的门，一把掐住她脖子的时候，换做旁人，恐怕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可她不但毫发无伤，还把色胆包天的领导送进了大牢。   事情得从那个冬天说起。那时候的张梅香，正跟其他知青一样，在玉米地里拼命干活。身上穿的那件粗布衣裳，早就被泥巴糊得看不出颜色了，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就在她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的时候，公社里的通讯员跑了过来，说是副主任黄书良找她，要“核对工分”。   这“工分”两个字，在那个年代代表着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那可是知青们的命根子，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分到口粮，更关系到将来有没有机会被推荐回城。   一听是这事儿，张梅香哪敢耽误，急忙去找黄主任。毕竟，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到了公社办公室，天都已经黑了。屋里就点了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黄书良坐在那儿，眼神浑浊，跟平日里那个满嘴大道理、看着一脸正气的副主任简直判若两人。   张梅香前脚刚迈进去，还没来得及张嘴问工分的事，后脚就听见“咔哒”一声，黄书良竟然直接把门给反锁了。   紧接着，这老家伙根本没给张梅香反应的时间，冲上来就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那一脸的狰狞，显然是早就没安好心。   一般的小姑娘碰到这场面，早就吓瘫了。但张梅香不一样，她父亲是个老刑警。从小耳濡目染，她脑子里就刻下了一条铁律：越是危险的时候，越不能乱，必须得找到对方的软肋，一击致命。   被掐住脖子的一瞬间，恐惧肯定是有的，身体也在本能地发抖，但她强行压住了想要尖叫的冲动。   她知道，这地方偏僻，喊破喉咙也没人听见，反而会激怒对方，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于是，她停止了挣扎，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黄书良的眼睛，说了一句话：“黄主任，你这一动手，怕是要把你儿子的前程全给毁了。”   听到这话的黄书良，手上的动作瞬间就僵住了。黄书良这人，虽然好色，但他更贪权，更看重家族的延续。   他那个宝贝儿子，正准备进厂当工人。在那个年代，进厂是要经过严格“政审”的，一旦直系亲属有了污点，别说进厂了，这辈子基本就完了。   看到黄书良犹豫了，张梅香知道自己赌对了。打铁要趁热，她还告诉黄书良，自己父亲虽然远在城里，但正好管着这一片儿的档案审查，他儿子的那张政审表，现在就压在父亲的办公桌上。   其实张梅香根本不知道父亲是不是真的管这事儿，但在那种高压环境下，这就是一场心理博弈。   黄书良不敢赌，他太清楚权力的游戏规则了，为了逞一时之快毁了儿子的前程，这笔买卖太不划算。   看着黄书良慢慢松开了手，瘫坐在椅子上，危机似乎解除了。说到这，你可能以为张梅香会拔腿就跑。   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这时候跑了，黄书良回过神来，完全可以反咬一口，说是张梅香勾引他，或者是造谣污蔑。   在那个双方地位悬殊的年代，一个女知青的话，哪有公社副主任的话有分量？到时候张梅香不仅回不了城，还得背上一辈子的骂名。   所以，张梅香做了一个决定。她假装顺从，给了黄书良一个台阶下，说既然是一场误会，那只要黄主任真心想帮她解决回城的问题，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但是，空口无凭，得立字据。黄书良这时候已经被吓破了胆，一心只想稳住张梅香，再加上还惦记着儿子的政审，想都没想就写了一份“承诺尽快解决回城问题”的字据。   最绝的是，张梅香还坚持让他盖上了个人的私章。这一盖章，性质就全变了。这不光是一张承诺书，更是黄书良滥用职权、企图进行权色交易的铁证。   拿到了这张纸条，张梅香把它折好，贴身藏进了衣袋里。   这时候，她才指了指自己身上那件又脏又臭的衣服，跟黄书良说：“主任，我这一身泥味儿，也不像样。我回知青点洗把脸换身衣服，半小时就回来。反正通讯员就在门外，我也跑不了。”   黄书良此刻只想赶紧把这尊“瘟神”送走，又觉得她手里有把柄，应该不敢乱来，就挥手放行了。   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外面的冷风一吹，张梅香才感觉到双腿发软，浑身的冷汗把衣服都浸透了。   但她手里攥着的，是足以让黄书良下台的证据。后来的事情大家应该都能猜到了，张梅香并没有像黄书良以为的那样忍气吞声，而是拿着那份盖了章的“承诺书”，直接向上级部门进行了举报。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黄书良所有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被送进了大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