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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香港 贺龙之子贺鹏飞,看四下没人,闪身冲进一间商人办公室,凑到那人

1998年, 香港 贺龙之子贺鹏飞,看四下没人,闪身冲进一间商人办公室,凑到那人耳边,压低声音说:“我看上了一件大家伙,得你掏钱帮忙买!”办公室里的商人正是 徐增平 ,退伍军人出身的他在香港打拼多年,靠着建材生意站稳脚跟。见贺鹏飞这副反常的谨慎模样,徐增平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起身迎上去。 如果只看今天在海天之间滑行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很难想象这一切是从一艘在异国港口风吹雨打的半成品旧船开始的。真正的故事,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香港一间办公室里的那次密谈说起。 那天,海军副司令贺鹏飞推门走进创律集团,开门见山告诉徐增平,乌克兰有一艘造到一半的航母准备卖掉,国家很需要,却不能抛头露面,希望他用企业的名义把船买回来。 彼时中国海军底子薄,自建航母难如登天,黑海,造船厂里那艘“负担”的瓦良格,几乎是难得的破局机会。 问题在于,这条船从一开始就被美西方死死盯着。乌克兰经济困难,决定出售,却附加了诸多限制,船上所有武器和电子设备必须拆光,买家不能有官方背景,明里暗里都在防着中国。国家外汇紧张,政府无法直接出面,只能走一条“民间出头、国家托底”的曲线。 徐增平出身军营,做企业多年,听完来龙去脉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他很清楚这不是一笔赚钱的生意,很可能赔光身家,但总得有人站出来。为掩人耳目,他在澳门设立旅游娱乐公司,对外宣称要买船搞海上赌场,这套说辞听着离谱,反而成功转移了关注。 真正的硬仗在乌克兰。谈判一开始,对方只肯卖空壳,不肯给图纸,开价一千八百万美元。他当场拒绝,坚持船和资料必须一起带走,否则拖回去也是废钢。 多轮周旋后,以两千万美元成交,连同四十多吨、几十万张的核心设计资料一起装车。这批图纸,后来成了中国航母工程师反复翻阅的底稿。 钱从哪儿来,又是一道坎。那几年内外经济风高浪急,他卖掉香港豪宅,抵押地皮,拼出第一笔资金。 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尾款难以兑现的时候,他三次跑乌克兰谈判,压下违约金,国内还有像邵淳这样的企业家,在确认这是国家项目后,冒着巨大风险提供担保和资金。有人因此背着压力多年不能开口解释,直到很久之后才等来澄清。 船和资料拿到手,并不意味着可以松口气。瓦良格没有动力,只能靠拖轮牵引回国。1999年,它刚离开黑海,就在土耳其控制的海峡被拦了一年多。 理由是“影响航行安全”,背后是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角力。那段时间,这艘巨舰像一座漂在海上的债台,每天都在消耗巨额费用,徐增平的公司被压得几乎喘不过气,国内的贺鹏飞则拖着病体,在不同系统之间奔走协调。 好不容易等来放行那一天,通过窄窄海峡时动用了十几艘拖轮和辅助船,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归途中又遇上强风暴,拖缆崩断,庞然大物一度失控,险些撞上岛屿,靠船员冒着风浪重新接缆才稳住局面。绕过海角,横跨印度洋,整个航程走了两年多、一万五千海里。 2002年春天,这艘满身锈迹的旧船终于缓缓驶入大连港。码头上有人鬓角斑白,有人已经不在世。 那位当初力推此事的老海军贺鹏飞,在几个月前因积劳成疾离开人世,没能见到它靠岸。徐增平这边,公司被债务压得步履维艰,却总算把船和那几卡车资料完完整整交到了国家手里。 随后几年,工程师登上甲板,在船体上反复测绘,对照那几十吨图纸,一点点拆解、消化、吸收。瓦良格换了新名字,成了今天人们熟悉的辽宁舰,又在实践中为国产航母山东舰、以及更先进的福建舰铺路。中国在航母技术上的跨越,少不了当年那批资料帮忙节省的漫长摸索期。 回头看,这段故事里没有戏剧性的天降奇迹,只有一群人认准了一件事,在最艰难的时候把个人的算盘暂时放到一边。 从香港办公室里那次寥寥数语的托付,到黑海船厂里的斡旋,再到风浪中的那根拖缆,它们共同把一艘几乎被当成废铁处理的旧船,变成了中国航母时代的起点。真正托起这艘巨舰的,不只是拖轮和钢缆,还有那些愿意为国家承受风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