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个省，赋税占全国三分之一，进士占一半，后来却被一分为三 清朝初年有个叫江南省的地方，搁现在就是江苏、安徽、上海连带着周边小块地方的“超级大省”。 这片从长江三角洲到淮河两岸的土地，康熙年间每年交的赋税占全国三分之一，科举考中的进士将近全国一半——清朝114个文状元，光江苏就出了49个，安徽也有9个。 可就是这么个“钱袋子”加“人才库”，从顺治到康熙花了22年，被拆成了江苏、安徽两省。这事得从明朝说起。   明朝的南直隶（南京直管区）本就是全国最富的地方，苏州的丝绸、松江的棉布、扬州的盐商，大运河上运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怕南方士绅借着“留都”的名头闹事，顺治二年（1645年）直接把南直隶降成江南省，省会从南京（应天府）改成江宁府，彻底断了前朝的念想。 可江南省实在太“扎眼”了：康熙初年，全省田赋占全国28%，漕粮占40%，盐税更是撑起国库的三分之一。 更让清廷睡不着的是科举——顺治四年（1647年）殿试，江南省一省就中了97个进士，占全国30%，顺治帝看着名单直皱眉：“江南士子心向旧朝，若结党营私，何以制之？”   麻烦不止于此。江南省太大了，从最北边的徐州到南边的徽州，骑马要走半个月。地方官催收钱粮，从州县运到江宁（南京）的藩库，路上盗贼惦记，损耗惊人。 康熙二年（1663年），户科给事中史彪古算了笔账：湖广、陕西因为太大分了藩，江南省钱粮押运一年光损耗就够养两万兵，“江南不乱，国库不稳”。 更关键的是，南明残余势力退守福建，郑成功的船队常在长江口转悠，万一江南士绅呼应，京城的粮道就断了。   拆分从“分藩”开始。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左布政使搬到安庆，管着长江以西的安庆、徽州、庐州等地；右布政使留在苏州，管着苏州、松江、常州这些富裕府县。表面上还是一个省，实则财政、司法两套班子各管各的。 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正式下诏：左布政使司改称安徽布政使司（取安庆、徽州首字），右布政使司改称江苏布政使司（取江宁、苏州首字）。 但两省巡抚的驻地更有意思——安徽巡抚住在安庆，江苏巡抚却住在苏州，南京（江宁）反倒成了“两江总督”的驻地，管着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务，形成“一省两抚，督抚同城”的奇观。   这场拆分最微妙的是文化账。江南省拆之前，科举几乎被苏南和徽州垄断，苏州府的进士占全省40%，徽州府虽然山多地少，却出了296个进士。 分省后，安徽士子突然“觉醒”了：乾隆年间，安徽桐城一个县就出了120个进士，“桐城派”文人更是主导了清代文坛。 江苏这边，苏州、常州继续领跑，可江北的扬州、泰州也开始冒头——毕竟分省后赋税压力分散，寒门子弟有了更多读书的机会。   到了乾隆年间，新的平衡悄悄形成：安徽的茶叶、徽商撑起半边天，江苏的漕粮、盐税依然强势，曾经“富得烫手”的江南省，变成了两个各有特色的省份。 清廷没料到的是，拆分反而激发了两省的竞争：安徽人拼命考科举，清朝后半段安徽进士占全国11%，桐城一家就出了5个大学士；江苏则闷头搞经济，乾隆年间苏州的GDP占全国8%，上海（松江）的棉布远销海外。   这场持续22年的拆分，本质是清廷对“经济巨人”的一次“安全手术”。他们怕江南省太强威胁统治，却也舍不得放弃这块肥肉，于是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既保住了赋税，又稀释了地方势力。 谁也没想到，这场出于政治考量的拆分，无意中塑造了两个文化经济双强的省份——直到今天，江苏和安徽的发展脉络里，还能看见当年江南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