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今天（2月8日）写道：“如果选举真的是民主的体现，难道不应该在向国民明确政府政策之后再进行吗？我们真的可以默许，政府在无视国际法的特朗普面前唯命是从，白白投入80万亿日元吗？真的能接受高市首相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论，让日中关系恶化到谷底吗？真的可以任由积极财政政策，导致日元汇率动荡不安吗？真的可以吗？我绝不这么认为。” 要知道，民主的核心要义在于，让民众基于明确信息做出选择，选举作为民主的重要载体，本应建立在清晰的政策公示基础上。 日本当前的选举实践，却存在明显偏差，最高法院曾多次裁定，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处于“违宪状态”，核心问题出在选区划分不公，不同选区选民的选票价值，差距最大可达2.10倍，人口多的选区与人口少的选区，在议席分配上未能体现公平。 更关键的是，此次众议院选举从解散到投票仅间隔16天，创下二战后最短纪录，如此仓促的选举周期内，各政党根本无法向国民充分阐释具体政策细节，选民只能凭借模糊的党派标签或短期口号投票，使得选举沦为巩固执政基础的工具，而非真正的民意表达。 这种缺乏明确政策导向的选举模式，本质上背离了民主的初衷，让民众失去了基于实质内容进行选择的权利，也为后续政府推行争议政策埋下隐患。 对美投入的80万亿日元，本质上是日本政府对美国战略的被动迎合。这笔巨额资金并非基于日本自身发展需求，而是源于美日贸易协议中的承诺，主要流向美国能源基础设施和半导体产业，包括核反应堆建设、电网改造等项目。 日本政府通过国际协力银行提供7.18万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和担保，还额外拨款3.53万亿日元作为政府担保，这些资金大多来自国债发行和财政挪用，直接加重了日本的财政负担。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笔投资缺乏明确的回报保障，美国能源项目的市场前景和技术风险尚未明确，而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却要承担巨大的担保压力，政府系金融机构的贷款担保额度已创下历史新高。 这种在特朗普政府压力下的妥协式投入，完全无视日本国内的民生需求，相当于将国民的税收和未来的财政空间，用于满足美国的战略诉求，最终只是为他国发展买单，并未给日本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收益或安全保障。 高市首相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论，是对中日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背离，也是对地区稳定的不负责任。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日中联合声明》早已明确这一核心立场，但高市首相却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挂钩，暗示军事介入台海局势，这种言论直接突破了中日关系的政治红线。 这种错误导向不仅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更给日本经济带来直接冲击。中日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日中关系恶化导致中国访日游客锐减，关键材料进口面临受阻风险，多个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产业陷入困境。 同时，这种言论背后反映出日本执政团队的右翼倾向，其推动的强军扩武行径，正在动摇日本战后和平体制，国内有识之士担忧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种发展方向与日本国民追求和平、稳定发展的诉求完全相悖，最终只会让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经济上承受损失。 积极财政政策的过度推行，已成为日元汇率动荡的重要诱因。日本政府近年来频繁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从39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到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但政策精准度严重不足。 能源补贴采用无差别方式，既惠及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又加重了财政负担，对低收入家庭的帮扶效果有限；家庭补贴以是否缴纳居民税为标准，导致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劳动家庭无法受益，而部分储蓄丰厚的老龄家庭却能领取补贴。 这些政策不仅未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一年对GDP的拉动效果仅约1.0%，还导致政府债务高企，市场对日元信心持续下滑。 近期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明显，兑美元汇率也长期处于低位，汇率动荡直接推高了进口成本，日本大米等生活物资价格持续上涨，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不断加大。 这种只追求短期政治效应、忽视长期经济规律的积极财政政策，本质上是用未来的财政空间换取眼前的政策支持，最终只会让日元的稳定性进一步丧失，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选举中政策不明确，导致政府缺乏坚实的民意基础，进而在对外政策上更容易屈服于外部压力，对美巨额投入和对华错误言论都反映出决策的短视性；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滥用，既是为了掩盖国内治理的短板，也是为了维系执政支持率，最终却加剧了经济动荡。 这些现象的核心矛盾在于，日本当前的政府决策更多围绕政治私利和外部诉求，而非国民的根本利益，导致民主流于形式、外交陷入被动、经济面临风险，这正是鸠山由纪夫提出一系列质疑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