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年仅23岁的“女流氓”翟曼霞被带到了刑场，而当法警举起步枪准备开枪之际，翟曼霞突然冲天大喊，“我到底有什么罪？我真的就这么该死吗？”砰！随着一声枪响，女子倒在血泊中永远的闭上了双眼。 严打时期，全国范围内打击各类犯罪，流氓罪定义宽泛，执法尺度大。翟曼霞的案子并非孤立，许多人因类似原因落网。她被捕后，法庭以危害社会秩序为由判处死刑。这种罪名当时可判七年以下徒刑，但严打强调从重从快，部分案件直接死刑。她的家庭背景本该提供缓冲，但高压环境下辩解无效。案件从举报到判决过程迅速，体现了当时政策导向。社会治安确实改善，但也出现量刑过重情况。她的经历反映出时代对个人行为的严格管制，女性尤其受限。 类似翟曼霞的案例在严打中多见。比如江苏女子胡贤华，26岁时因与多人关系和组织舞会被判死刑。她在医院工作，生活开放，同样撞上风口。另一西安妇女马燕秦，42岁离异，举办家庭舞会，涉及多人，被认定为流氓团伙，判死刑。这些女性多因私人聚会或感情事落网，罪名模糊。严打运动持续三年，逮捕上百万人，判刑包括死刑两万多。公安部数据显示，犯罪团伙被破获，社会秩序好转，但也引发争议。执法随意性强，部分人仅因道德问题受罚。 严打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城市青年涌入，新思想冲击传统。知青返城造成失业，香港电影传入，录像厅流行，带来色情暴力内容。国家为稳定局面推出运动，流氓罪作为工具，打击范围广。翟曼霞崇尚自由，但时代不容。她被执行死刑后，社会意见分歧，有人觉得她扰乱风气，有人认为判决太严。民间讨论渐起，但官方未回应。她的案子存档，逐渐淡出视野。这些事件暴露法律定义问题，容易冤案。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正式删除，取而代之更具体罪名，如寻衅滋事、聚众淫乱罪。这标志社会观念进步，对个人隐私尊重增加。翟曼霞的故事被纳入历史研究，视为严打典型。研究者分析卷宗，发现执法宽泛，时代局限明显。她的遭遇提醒人们，法律需平衡秩序与权利。女性境遇变化大，如今类似行为多属私事，不涉刑罚。 严打虽短期有效，但长期看，社会治安靠综合治理。翟曼霞案反映新旧观念碰撞，她生在节点上，成为牺牲品。类似马燕秦案，公审大会万人围观，判决后执行迅速。这些案例推动法律完善，避免主观裁量。社会包容度提高，女性自主权扩大。她的故事在文章中被提及，引发对历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