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一生痴恋徐志摩，晚年欲返中国终未如愿，1973年，81岁时，抱憾穿旗袍离世。 1973年春天，纽约一家医院里，一位81岁的老太太安详离世。护士们发现，老人身上穿着一件中国丝绸旗袍，款式已经很旧了。 她的墓碑上，没有英文名字，只刻了三个汉字——赛珍珠。 赛珍珠原本叫珀尔·巴克，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可她四个月大时，就跟着传教士父母来到了中国镇江。 她在镇江学会说的第一句话是中文，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国演义》。长大后她常对人说：“除了这张白皮肤的脸，我就是个中国人。” 但这个“中国人”，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回镇江看看，却始终没能实现。 1924年的南京，东南大学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印度诗人泰戈尔。负责翻译的，是当时28岁的徐志摩。 台下坐着32岁的赛珍珠。她当时是东南大学的英语老师，已经嫁给农学教授布克七年，日子过得平淡如水。 直到看见台上的徐志摩。 徐志摩翻译泰戈尔的诗，英文流利，中文优美。台下听众都被打动了，赛珍珠听得入了神。 散场后，她鼓起勇气和徐志摩交谈。可徐志摩只是礼貌地点点头——他的心思全在另一个翻译林徽因身上。 赛珍珠不知道，这次见面，会让她惦记一辈子。 几个月后，徐志摩陪泰戈尔去了日本。赛珍珠写了一封信，信里的话很含蓄，但字里行间都是心意。 信写好了，她拿着在屋里转了好几圈，最终还是没有寄出去。因为她听说，徐志摩从日本回来后，疯狂地爱上了陆小曼。 报纸上登着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诗，字字滚烫。赛珍珠看着报纸，默默把信锁进了抽屉。 1925年，赛珍珠去了美国。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她写了篇小说叫《一个中国女子的话》。 小说里讲的是个跨国爱情故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里面有她和徐志摩的影子。从这时起，写作成了她表达感情的唯一方式。 后来她回到中国，又写了好几部小说。每本书里，都能找到徐志摩的影子——那个她永远够不着的人。 1928年，赛珍珠开始做一件大事：把《水浒传》翻译成英文。这在当时几乎没人尝试过。 她给徐志摩写了封信，请教翻译中的难题。没想到徐志摩很快回信了，还夸她“做了件旷古未有的事”。 两人就这样通起信来。讨论翻译，也聊些别的。对赛珍珠来说，每收到一封信，都能高兴好几天。 通信一年多后，赛珍珠在信里问了个问题：“为什么《水浒传》里，英雄好汉都不谈情说爱？” 这时徐志摩已经和陆小曼结了婚，但过得并不好。他回信说：“这说明他们活得明白，知道‘情’字最累人。” 赛珍珠以为看到了希望。36岁的她写了一封很直白的信，几乎等于表白了。 徐志摩的回信很短，只有一句话：“我跌倒在生命的荆棘里，只有康河的水能为我疗伤。” 赛珍珠捧着信看了很久。她终于明白了：徐志摩心里，从来没有她的位置。 1929年，她以女儿要看病为由，再次离开中国。这一次走，她知道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美国，赛珍珠遇到了出版商沃尔什。沃尔什鼓励她把在中国的经历写出来。 1931年，《大地》出版，一夜之间火遍全美国。赛珍珠成了名人，沃尔什的出版社也起死回生。 可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噩耗从中国传来：徐志摩坐的飞机失事，人没了。 1938年，赛珍珠凭借《大地》三部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美国第一个拿到这个奖的女作家。 站在领奖台上，她说：“是中国给了我创作的一切。”可台下的掌声再热烈，也填不满她心里的那个缺口。 新中国成立后，赛珍珠无数次想回中国看看。可那时中美关系紧张，她的申请一直被拒。 晚年她常对人念叨镇江的小巷，南京的梧桐。可直到去世，她再也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1973年，81岁的赛珍珠病重。她让人从箱底找出那件中国旗袍——据说是第一次见徐志摩时穿的那件。 “就穿这个。”她对护士说。 下葬时，按照她的遗愿，墓碑上只刻了“赛珍珠”三个汉字。没有英文，没有生卒年月，就像她一直希望的那样——做个纯粹的中国人。 今天在镇江，还有赛珍珠的故居。常有中国学生去参观，他们读着她的《大地》，却很少人知道，这本书的背后，藏着一个女人大半生的痴恋。 爱情这东西，有时候挺不讲理的。它不管你是不是两情相悦，也不管会不会有结果，来了就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