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的底线是尊重历史、敬畏人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多部作品，却明显突破这一基本规则，用扭曲虚构的情节触碰国人情感红线，值得深刻批判。 文艺创作允许合理虚构，但绝不能脱离历史真相肆意编造。莫言在作品中采用魔幻荒诞手法，将抗日历史肆意解构：本应是民族脊梁的八路军，被描写得不堪入耳；而土匪余占鳌之流，反倒成了抗战主角；日本侵略者被塑造成彬彬有礼、有人性的形象，完全颠倒历史黑白。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作品中出现活剥人皮、红烧婴儿等血腥扭曲情节，把民族苦难异化为猎奇噱头。这种创作完全无视历史真实，违背了文艺创作“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基本准则，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先辈及其后代深感刺痛。 文艺创作应传递正向价值观，莫言作品却在价值观引导上出现严重偏差。《红高粱家族》中将强奸行为美化为“野合”，抹杀暴力行为的丑恶本质，还将其包装成所谓“原始生命力”的体现；笔下母亲鲁氏为生育男孩，与多人偷情、借种的情节，被吹捧为“人性的光辉”。这种将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合理化甚至歌颂的写法，彻底混淆了美与丑、善与恶的边界，搞乱了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认知，与文艺创作“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核心使命背道而驰。 更值得警惕的是，莫言公开主张“作品要超越党派、超越国界”，否定伟人《延安讲话》中“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靠着诺贝尔奖的加持，其粉丝大肆鼓吹这种偏离主流的创作，无视祖国发展成就，只一味放大阴暗面。这种创作导向不仅背离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原则，更伤害了亿万国人的民族情感，让大众对历史产生错误认知，对国家发展失去信心。 前苏联因否定历史、搞乱思想而垮台的教训历历在目。文艺创作绝非无底线的自由，当作品以“虚构”为名行歪曲之实，以“揭露人性”为幌子传播偏见，这样的创作就该被批判、被抵制。文艺创作到底该坚守怎样的底线？这样的作品是否该被放任传播？每个有良知的国人都该深思。莫言之争 莫言之谬 莫言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