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制度：第一、穷人能通过考试做官，范进52岁考中举人，最后官职是山东学政，比副省长还要厉害一点。第二、县令家孩子，想当官，需要科举，考不上科举举人，估计难。第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进士不入内阁。第四、哪怕是宰相儿子，没考上秀才举人进士，也要低人一等。 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推行，到清末停止，前后延续一千三百多年。它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核心是通过考试看才学，而不是只靠家庭背景。这一点在当时社会有很大进步意义，打破了之前靠门第推荐的局限，让更多阶层的人有机会进入官场。 隋唐时期科举初步建立，唐朝主要由礼部主持考试，合格后授官。宋朝增加殿试，由皇帝最后把关，还定了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名次。明清时期体系更完整，分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层层筛选。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明清用八股文形式，格式固定，便于统一评判。 科举最大的特点是给普通百姓提供了上升通道。以前选拔官员多看出身，地主官僚家庭占优，平民难有出头机会。科举后，只要读好书、考得好，就能改变命运。历史上不少寒门子弟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担任重要职务。 范进的经历就是一个代表。他出身贫寒，长期苦读，从年轻时参加考试，多次落榜，直到52岁才考中举人。后来继续努力，进入更高层级考试，最终担任山东学政。这个职位负责一省的文教考试和人才选拔，权力较大，地位相当于省级重要官员，比一般副职还要有影响力。 当然，科举不是完全没有门槛。考生需要通过层层考试，内容围绕四书五经，强调对经典的掌握和文辞表达。明清八股文要求严格，考生必须按固定结构写文章，这也限制了发挥空间，但同时保证了选拔的标准化。 再说县令家的孩子。县令是地方行政主官，子女想走仕途一样得参加科举。古代没有世袭官职的制度，即使官员后代，也必须取得功名才能正式入仕。考不上举人以上，基本很难获得理想职位，在社会上也处于不利位置。县令子弟虽有家庭教育资源，但落榜后往往只能做基层教职或辅助工作，地位不如考取高等功名的普通考生。 朝廷对高级官员的选拔标准更严。翰林院是培养和储备高层人才的地方，内阁则是决策核心。明代英宗以后形成惯例，非进士出身不能进入翰林，非翰林出身难入内阁。清代基本延续这个做法。进士及第，尤其是殿试前列的人，起点高、升迁快，常直接进中央机构或重要地方岗位。仅举人功名的人职位范围窄，很难进入决策层。只有秀才功名的人，在多数时期不能直接做官，多限于基层教学或辅助角色。 这种要求体现了选拔的严格性。进士被称为“登龙门”，代表学识认可和仕途保障。历史上许多名臣都是进士出身，他们通过考试证明能力，进入高层后为国家做事。制度设计上，这保证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和治理水平。 即使宰相的儿子，如果没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社会地位也会低于普通家庭中取得高等功名的读书人。宰相后代虽有家世优势，但官场评价看重实际功名。没有功名的人，在交往和升迁中常处于下风。 从整体看，科举推动了社会流动。穷人子弟通过勤学苦读有机会出人头地，官员家庭子弟也要公平竞争。这在封建时代是比较进步的做法，体现了以才取士的原则。历代通过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充实了官僚队伍，促进了国家治理。宋明清时期，很多宰相和重臣都来自科举，他们的贡献对王朝稳定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科举也有局限。官员家庭在教育资源和备考条件上有优势，普通家庭子弟常需边劳动边学习，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考试形式如八股文，侧重记忆和格式，限制了创新思维。实际操作中也存在舞弊请托现象，但总体上制度还是注重公平竞争的。 科举制度不仅选官，还影响教育和社会风气，形成了重视读书、追求功名的传统。许多家庭鼓励子弟读书应考，客观上提高了社会文化水平。科举也为后世考试选拔制度提供了借鉴，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等，在程序规范和公平性上继承了部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