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一对辽宁夫妇借了8万元将女儿送出国留学。可几年之后，女儿就再无音讯。直到21年后，夫妇双双患癌，临终前才得知，女儿竟是德国大学的教授，薪水很是丰厚，并且她已经结婚生子，生活的十分幸福。 曹茜出生在1979年，辽宁大连旅顺口区曹家地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曹肇纲和母亲刘玉红靠种地为生，收入微薄。曹肇纲早年因家贫辍学，从此务农。刘玉红身体较弱，结婚多年后才生下这个独生女。父母把全部希望放在曹茜身上，从小督促她努力读书。她学习成绩一直突出，父母视她为全家翻身的唯一出路。 1998年高考结束后，曹茜原本填报外地一所大学志愿。但父母未经同意就把志愿改成离家近的辽宁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时，她拆开看完后把纸搁在桌上，没有多说。从那以后，她与父母交流明显减少。大学期间，父母继续严格管束，每个月打电话询问上课情况、同学交往和花销明细。父母反复强调家里为她上学付出多少辛苦，亲戚借了多少钱，自己省下多少。她回应越来越少。 大三时，学校有自费去德国留学的项目。曹茜报名并通过选拔，决定抓住机会。家里经济困难，留学首期费用需要七万多元，包括学费、机票和初期生活费。曹肇纲夫妇向亲戚朋友借钱，卖掉家中家禽，凑齐款项。2000年夏天，曹茜拖着行李前往机场。父母把钱塞进旧包递给她，她接过包走向安检口，没有回头。 抵达德国后，曹茜先在柏林度过预科阶段，学习语言和基础课程。生活费用高昂，父母凑的钱只够支付学费和机票，日常开销靠她自己解决。她开始打多份零工，包括餐馆洗碗、超市理货和工厂操作。这些工作多为黑工，工资低且不稳定，雇主经常扣减报酬。她连续几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最初几年，她给家里打电话或写信，报告近况，也提到经济压力大，需要支持。父母陆续寄去三万多元，维持基本生活。但每次通话，父母回应多是让她坚持，或者表示借钱已到极限。她渐渐停止汇报困难，联系频率降低。 2003年底，最后一次电话通话时间很短。父亲曹肇纲在电话中质问她为什么长时间不联系，声音带怒气。她挂断电话后更换号码，停止一切沟通。她的电话停机，信件不再寄出，从父母视野中彻底消失。 曹肇纲夫妇起初每天守电话等待。号码打不通后，他们向亲戚同学打听，联系中国驻德国使领馆求助，但没有进展。家里陷入沉默。曹肇纲常一个人抽烟，刘玉红在灶台边擦拭灶具。两人尝试刊登寻人启事，但线索中断。 时间到2010年代，夫妇身体变差，收入仅靠低保。他们申请失独家庭补助，但因无法证明女儿失踪而未获批准。寻找女儿成为日常执念，却无结果。 2020年，曹肇纲确诊肾癌，刘玉红确诊乳腺癌。病情迅速恶化，行动不便，靠药物维持。他们躺在病床上，表达唯一愿望：弄清女儿是生是死，哪怕活着就满足。他们联系辽宁晚报，讲述经历，请求刊登寻人信息。 报道发出后，消息传播。热心网友、德国华人组织、中国驻德使领馆、大连同乡会加入寻找。慕尼黑等地华文报纸刊登寻人启事，有人提供线索。通过多方核实，确认曹茜一切安好。她完成汉堡大学学业，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慕尼黑大学人文学院担任终身教授。她已结婚生子，改名换姓，融入当地，经济独立，家庭稳定。 中间人将父母病情转告给她。她通过渠道回复，明确拒绝联系。父母得知女儿健在且事业有成后，继续接受治疗，没有进一步行动。 曹肇纲夫妇在医院得知消息后沉默。曹肇纲盯着天花板，刘玉红握紧丈夫的手。两人没有提出新要求，继续化疗和药物治疗。 2021年前后，曹肇纲病情加重，先行离世。刘玉红几天后相继去世。葬礼由村里邻居操办，简单下葬，没有外人参加。坟前无人祭扫，夫妇带着未解遗憾结束一生。 曹茜留在德国，继续担任慕尼黑大学教授，维持原有生活，没有返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