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解放军剿匪追到了尼姑庵，在尼姑庵搜了一遍后，并未发现土匪，这时，一个战士凑到排长耳边：“那个尼姑的胸脯鼓得不太对劲！”这话瞬间让气氛紧张起来。 浙江鄞县地处浙东，历史上匪患频发。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残留国民党势力和地方武装，形成顽固抵抗。鄞县解放后，刘子良等残余分子不愿投降，拉起队伍上山为匪。刘子良出生于当地蔡郎桥村，早年混迹江湖，加入保安团，通过行贿和依附势力逐步升迁。抗战时期，他投靠日伪政权，参与烧毁鼠疫区房屋，造成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这种行为直接加剧了当地民生苦难，百姓对这类人物深恶痛绝。1940年，日军在鄞县投放细菌武器，刘子良提议焚烧感染区，导致数百万房屋化为灰烬。他利用职位中饱私囊，娶妻纳妾，生活奢靡，与民众疾苦形成鲜明对比。战后，他继续依附国民党，担任宁波警察总队第五支队副支队长，掌控地方武装。 刘子良的武装队伍在1949年鄞县解放后迅速溃散，他无法随国民党高层撤往台湾，便带残部钻进四明山，自封浙东行署四明山支队司令。队伍编成五个大队，装备长短枪三百余支、机枪十八挺，在鄞东、鄞南等地私设区署，任命伪官员。匪帮活动范围覆盖四明山、天台、奉化一线，地形复杂，山高林密，便于藏匿和突袭。他们伏击革命干部，烧杀抢掠，强奸妇女，严重威胁新生政权。1949年6月27日，刘子良部下在永和乡伏击护送区干部的县大队班长崔伟义，导致其牺牲。8月25日，在奉化与鄞县交界大同山一带，警备二团打击刘子良股匪，残部逃窜至鄞姚边界，继续负隅顽抗。10月13日深夜，刘子良率匪徒窜至鄞东高钱青雷山北清泰庵，筹款派粮，次日被民兵包围，逃脱途中绑架并杀害高钱村民兵队长忻自沛，捅刺三十余刀。这些事件反映出匪帮的残暴本性，直接危害当地治安和民众安全。 浙江省军区在1950年初发起大规模剿匪行动，四明山一线成为重点区域。部队结合民兵力量，展开地毯式搜查。吴仕法担任第二军分区警备二团侦察排长，负责围剿刘子良残部。1950年2月，他带队攻克黑风寨，救出三名被掳妇女，其中包括慈溪女中学学生李雅琴。此前，地下交通员郑木根在财神庙附近遭伪军残部伏击失踪，那些袭击者多有日伪背景，撤退后靠劫掠维持。刘子良这类人物，抗战时伪军营长，投降后改编国民党武装，形势逆转钻山为匪。剿匪过程中，部队多次遭遇伏击，但逐步压缩匪帮活动空间。刘子良部下不断溃散，他收罗散兵游勇，在余姚重建特务大队，潜逃流窜鄞县各地。民兵配合部队，多次缴获匪帮武器，如孤山民兵围歼刘子良残匪，俘获六人，缴步枪十二支。 剿匪行动深入推进，情报显示刘子良出没于四明山与雪窦山交界处。吴仕法队伍穿梭密林，留意可疑迹象。村民报告刘子良在横溪一带现身，甚至在小饭馆用餐。部队追踪脚印，至大桥头村坚志庵前。庵内尼姑接待平静，但战士们细查发现异常。庵主持与刘子良母亲相识，多年来供给食物和情报。搜查中，找到沾泥男人布鞋和新鲜水迹，指向刘子良藏匿。进一步检查藏经阁，墙上观音画像边框歪斜，推动后露出暗门。暗室内藏刘子良和一名怀孕妇女，经确认是数月前被掳女学生沈静华。她身穿僧袍，脚上绸缎鞋，暴露伪装。刘子良被捕时携有军用地图、金银首饰和伪造文书。这些物品证明匪帮的组织性和长期潜伏意图，直接佐证其危害性。 刘子良被捕标志着浙东剿匪取得关键进展。押解途中，部队清点物品，确认尼姑庵作为庇护点的作用。1950年3月2日，刘子良在横溪丽水应家大桥头尼姑庵落网，中队长何凯荣投降。宁波军分区抓获后，匪帮残余或被捕或逃散。1951年春，宁波地方法院公审刘子良，宣读其投敌、劫掠、绑架罪行，听审群众上千人。判决执行后，四明山区治安恢复，村民重返生产。浙江省政府推行宗教场所清查制度，尼姑庵列入重点监管名单。慈溪、上虞、余姚等地建立妇女权益登记机制，定期走访被掳妇女家庭，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吴仕法记三等功，那名发现异常战士受表扬。他们在庵门刻字，象征匪患消除。老一辈人回忆此事，强调观察力的重要性。 剿匪胜利不仅是军事成果，更是清除旧秩序残余的过程。刘子良的落网粉碎了白崇禧路线在浙东的幻想。浙东地区 bandit活动从抗战结束延续至新中国初期，伪军残部钻山劫掠，袭击交通员如郑木根事件。公安档案记录袭击者日伪背景，靠抢劫维持。剿匪行动结合群众力量，民兵在磻溪、奉化方门等地缴获武器。1950年1月，山下民兵抓获土匪李才南。鄞东赤堇、塘溪民兵配合部队，搜获步枪。1951年12月，宁波军分区召开剿匪功臣民兵代表大会，表彰赤水民兵严大洪等。这些举措巩固了基层政权，保障了民众权益。妇女权益机制的建立，直接回应绑架事件频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