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2日晚9时许，鸭绿江边，39军军长吴信泉的车刚发动，参谋处长何凌登跑过来：“军长，换个位置吧，我来坐头车，美国鬼子的飞机厉害着呢！” 吴信泉看了他一眼，没多说，直接把副驾驶的位置让了出来，自己坐到了后面。何凌登是老侦察兵出身，打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对敌机的活动规律摸得门清。他心里清楚，入朝头几天的任务最险——美军掌握着制空权，夜间低空侦察频繁，头车目标大，一旦被锁定，整个车队都跑不掉。他系好安全带，检查了一下怀表，凌晨三点必须赶到定州，这是军部给的死命令。 车队沿着鸭绿江边的土路往北开，车灯关了，只留了两盏小灯照路。何凌登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耳朵竖得老高，听着有没有飞机的引擎声。走了不到二十分钟，远处传来“嗡嗡”的响声，他立刻踩刹车，示意后面的车隐蔽。果然，两架F-80战斗机从云层里钻出来，机翼上的航炮闪着寒光，朝着江边扫射。何凌登把车开进路边的树林，跳下车，猫着腰往高处跑，想看清敌机的型号和数量。 等敌机飞走，他回到车上，发现左前轮被子弹打瘪了，挡风玻璃上也有好几个弹孔。他骂了一句，掏出工具换轮胎，手冻得发僵，拧螺丝都费劲。这时，吴信泉从后面车里下来，递给他一块烤红薯：“吃点热的，别硬撑。”何凌登接过红薯，咬了一口，暖了暖身子，说：“军长，刚才那两架是侦察机，估计五分钟后会有轰炸机来，咱们得加快速度。” 换好轮胎，车队继续前进。何凌登开得又快又稳，尽量避开开阔地，专挑小路走。他知道，美军飞行员白天靠肉眼，晚上靠雷达，只要不暴露热源，他们就很难发现。可还是防不胜防，半小时后，天空中又亮起了探照灯，几枚照明弹炸开，把整个江面照得雪白。紧接着，炸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何凌登猛打方向盘，把车开进了沟里，爆炸的气浪把他震得晕头转向。 等硝烟散去，他爬出沟，发现前面的车被炸翻了，司机和警卫员都牺牲了。他心里一沉，强忍着悲痛，把车开到安全地带，然后跑回现场，把牺牲的同志背到路边，用军大衣盖好。吴信泉也赶了过来，脸色铁青，说：“老何，你带两个人先去定州报信，这里我来处理。”何凌登知道，军长是要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他摇摇头：“军长，我是参谋处长，应该由我留下掩护。” 两人争执不下，最后何凌登拗不过吴信泉，带着两个战士往定州方向跑。路上，他一直回头看，直到看见军长的车消失在夜色中，才松了口气。可没跑多久，他的左腿被流弹击中，疼得直抽冷气。他咬着牙，用布条把伤口扎紧，继续往前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情报送到，不能让兄弟们白牺牲。 凌晨两点半，何凌登终于到达定州，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军部人员。他顾不上包扎伤口，把沿途的敌情详细汇报了一遍，还画了一张地图，标明了美军的巡逻路线和可能的伏击点。军长吴信泉握着他的手，说：“老何，你立了大功，等打完仗，我给你记一等功。”何凌登笑了笑，说：“功不功的不重要，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 可谁能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第二天，何凌登在去前线查看地形的路上，再次遭遇敌机轰炸，壮烈牺牲，年仅32岁。他的牺牲，让39军的将士们痛心不已，大家发誓要为老处长报仇，在朝鲜战场上多杀敌人。 何凌登是福建福州人，1937年参加革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他性格沉稳，作战勇敢，尤其擅长侦察和情报工作。在解放战争中，他曾多次深入敌后，获取重要情报，为部队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入朝前，他主动请缨，说：“我熟悉敌机的活动规律，让我去最危险的地方。”没想到，他真的把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 如今，在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陈列着何凌登的遗物——一件打着补丁的军大衣，一个磨得发亮的望远镜，还有一张他画的敌情地图。这些物品，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位英雄的名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