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悍匪”王宗坊被击毙后蜷缩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他的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胃里几乎没有食物残留，身上除了一把匕首外还有一万多块钱。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83年农历大年三十，沈阳城里的年味被冻得硬邦邦。 就在这天中午，解放军某部医院里传出几声沉闷的枪响。 不是鞭炮，是真正的杀人枪声。 等人们反应过来，四名工作人员已经倒在血泊里，三个重伤。 开枪的是两个年轻人，王宗坊和王宗玮，亲兄弟。 他们偷东西被发现，竟然直接掏枪杀人，然后像鬼影一样消失在除夕的白茫茫街道上。 谁也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一场持续七个多月、横跨大半个中国的亡命追捕，就这样仓促又血腥地拉开了大幕。 这兄弟俩，出身其实不差。 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正经的文化人家庭。 可老大王宗坊从小就是块滚刀肉，偷鸡摸狗，进局子像回家。 每次出事，家里不是管教，而是拼命遮掩，帮着躲警察。 老三王宗玮参过军，复员后进了工厂，平时看着话少稳重。 可谁也不知道，他在部队时就偷偷藏下了一百多发子弹和五颗手榴弹，后来还和哥哥一起搞到了真枪。 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惯偷，加上一个懂枪有弹的退伍兵，两人凑到一起，心里的恶就插上了翅膀，手里有了獠牙。 杀了人，他们知道东北待不下去了。 仓皇逃回家，拿了钱和更多的子弹，在父母绝望又复杂的目光里，扭头扎进了南下的茫茫人海。 他们的计划是往南跑，到广东、福建，找机会偷渡出去。 可他们手里有枪，身上背着好几条人命，这事儿就注定没法悄悄进行。 通缉令很快贴满了大街小巷。 照片上两张年轻的脸，让每个路过的人都心里发毛。 那段时间，很多人家晚上睡觉都多了一层警惕。 他们像丧家之犬，又像危险的幽灵。 在火车上，乘警查行李摸到了枪，枪声再响，他们砸碎车窗跳车逃进黑夜。 在湖南衡阳，他们溜进医院包扎伤口，又在工厂空房里过夜，像老鼠一样警惕。 在湖北武汉，他们再次开枪，从民警的围堵中惊险逃脱。 每次露面，都留下新的恐慌和伤痕。 关于“二王”的传言越传越邪乎，他们成了能止小儿夜啼的符号，也成了压在公安干警心头沉甸甸的石头。 抓他们，太难了。 那时候没有天网监控，没有手机定位，通讯基本靠电话和无线电，车马也慢。 公安干警靠着最原始的手段： 走访群众，设卡盘查，分析线索。 一场跨越辽宁、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七个省的千里大追捕，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毅力，更是智慧与决心。 好几次，网都快收紧了，又被他们从缝隙里钻出去。 那种挫败感和压力，外人难以想象。 转机出现在1983年9月，江西广昌。 有群众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外地人，报告了派出所。 警察上前一盘问，对方直接开枪，然后扭头钻进了当地的山林。 这一次，他们没跑掉。 广昌是山区，山高林密，但也是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江西省调动了大批警力，武警也上了，还把当地民兵组织起来，把几个山头围成了铁桶。 接下来的几天，搜山队伍一寸一寸地梳理。 九月十八号，傍晚时分，在一处陡峭山坡的草丛里，搜捕人员和他们迎面撞上。 枪声瞬间炸响，山谷回荡。激烈的对射后，王宗坊被当场打死，王宗玮重伤被抓，没多久也断了气。 清理现场时，人们看到逃亡七个多月的王宗坊，已经瘦得脱了人形，像一具包着皮的骨架。 可他随身带的包里，还硬邦邦地塞着一万多元抢来的现金。 从沈阳除夕的冷枪，到广昌山间的最后一战，这场漫长的噩梦，总算醒了。 “二王”伏法，全国上下都松了口气。 但这事儿留下的，不止是几声叹息。 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不少问题： 对坏小子的溺爱纵容，会酿出怎样的大祸； 枪支管理上的漏洞，杀伤力有多大；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恶性罪案，社会的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还有多少需要补上的课。 这个案子，用最极端的方式，推动了一些改变。 它催生了新中国的第一张A级通缉令，从此悬赏缉凶成了重要手段； 它成了紧接着开始的、声势浩大的“严打”运动的一个直接由头和典型； 就连中国武装警察部队的加快组建和正规化，也跟从这案子里吸取的教训有关。 今天回过头看，“东北二王”不只是一个追捕故事。 它是一个时代的疤，记录着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不安，也见证着国家在混乱中学习治理，在伤痛后完善法治的艰难脚步。 它提醒我们，平安两个字，写起来简单，守护起来，却需要社会肌体里每一根纤维都保持警惕和坚韧。 主要信源：（三联生活周刊——07丨历史因素下的“二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