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后，20万越南难民逃进香港，香港全部接收了，给了他们香港身份，听说他们的后裔有些成了香港废青，港独。当年越南难民住在难民营里，每天衣食无忧，就知道生孩子，难民营内生育率奇高。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股巨大的人潮涌向中国南方边境。 他们扶老携幼，从陆路翻山越岭，从海上乘着破旧渔船，目光中满是惊惶与疲惫。 这是超过二十六万来自越南的难民，其中许多是华人后裔。 那时的中国并不富裕，但仍打开了大门。 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安置与融合故事，就此悄然开始。 难民潮的起因是越南战后政策的剧变。 许多华人的家业一夜之间没了着落，生存变得艰难，最终被迫踏上逃亡之路。 面对突然涌来的人群，中国政府迅速行动起来，在广西、云南、广东等地建立安置点。 在广西北海，一片荒芜的滩涂被紧急平整，搭建起成片的简易房，这就是后来的侨港镇。 联合国的难民机构也提供了援助。 最初的日子异常艰苦，住房紧张，语言不通，但最基本的食宿得到了保障。 活下去之后，是如何活下去。 在侨港镇，国家出资修建了码头和渔船，将善于捕鱼的难民组织起来，成立渔业公社，让他们能靠海吃海。 在别的安置农场，则分配土地，教授耕种。 更重要的是，所有适龄儿童都被送进了当地学校，学习中文和常规课程。 这些措施的核心很明确：不是让他们永远依赖救济，而是要帮助他们自己站稳脚跟。 难民们身上有种顽强的生命力。 在侨港镇，渔民们不满足于近海捕捞，他们合伙造大船，闯向更远、鱼更多的深海。 收入多了，生活眼见着好了起来。 有些人开起了小餐馆，卖起记忆里的越南小吃，像鸡丝粉和春卷，独特的香味渐渐飘满街巷。 本地人好奇来尝，觉得味道不错。 于是，卖糖水的本地摊子和越南小吃店慢慢成了邻居。 后来，有些难民后裔也学会了做本地的炒螺和烧烤。 一种自然而有趣的融合，在烟火气中默默进行。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下一代身上。 在安置点出生、长大的孩子，从记事起，玩伴就是本地孩子。 在学校，他们读同样的课本，写同样的汉字，过同样的节日。 春节贴春联，清明去扫墓，这些习俗不知不觉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本地话甚至普通话，而对父辈口中的“故乡”，只剩下一个遥远模糊的地名。 他们的口味很混合，可能既爱吃越南春卷，也馋红烧肉； 他们听的歌，既有最新的流行曲，也可能在父辈的收音机里听过几句越南小调。 对他们来说，脚下的土地，就是他们真实、具体的家乡。 然而，一个现实的隔阂依然存在。 尽管在生活、文化甚至情感上已深度融入，但许多人的法律身份仍停留在几十年前——“难民”或“无国籍”的证明文件。 平常过日子感觉不到，可当孩子升学填表、青年外出求职、或是办理重要证件时，这张不同的纸就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繁琐手续。 这种心理归属与法律身份之间的错位感，让很多年轻人感到困惑和无奈： “我明明就在这里长大，为什么我和他们不一样？” 中国的政策也随着时间在调整。 对于这些难民的后代，如果符合相关条件，比如有稳定住所和职业，是可以依法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 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几十年过去，许多当年的证明文件已经难以找齐，申请之路需要耐心和奔波。 尽管如此，选择离开的人却少之又少。 问起他们，常常得到朴实的回答： “回去？回哪里去？我们的家就在这里啊。房子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孩子在这里上学，根已经扎下了。” 如今，像侨港镇这样的地方，早已从昔日的荒滩变成了热闹的渔业小镇和旅游地。 当年建造的简易房，很多已被居民自己盖起的楼房取代。 傍晚的海鲜市场人声鼎沸，街边小店里，越南小吃和本地风味并肩飘香。 当年逃难而来的第一代人，许多已白发苍苍，他们坐在自家门口，看着孙子孙女跑过，眼神里是安稳与平静。 这段漫长的融合，像一场无声的细雨，浸润了近五十年的时光。 它没有依靠强制的力量，而是在提供生存之本和发展之机后，允许时间与日常的生活、共同的教育、交织的经济来自然完成联结。 从最初的收容庇护，到帮助他们自立，再到文化与认同上的水乳交融，这个过程展现了一种极具韧性的包容力量。 这二十多万人的故事，讲述的并非落叶如何归根，而是一粒种子，如何飘落到一片新的土地，历经风雨，最终把根须深深地扎进土壤，长成了一棵茁壮的新树。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香港如何成为越南难民的“第一收容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