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却叫住了他，说：“早去早回！” 牢房的灯光昏暗，空气沉闷。范纪曼靠在冰冷的墙边，回忆停不下来。十七年前，在四川那个偏僻的村子，他只是个识字的农家青年，被地方党组织秘密吸收，悄悄走进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 当年他是通过一位熟识的师兄接触到党的读书会，考察半年后正式入党，任务不多，主要是传送情报。但很快，他被调往北平，顶着国民党外围身份进入军统站，担任档案室助理。 工作不起眼，却能接触到大量内部文件。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范纪曼在北平身份暴露的风险加大，组织决定将他调往上海，以商人名义继续潜伏。那个城市当时分属多个势力，是情报工作最复杂、最危险的地方。 他常年穿着长布衫，混迹于洋行码头之间，靠经营南货店为掩护，实则收集日军布防图、港口调度资料，通过暗线传递出去。 一次，他在法租界内被特务跟踪，为甩掉尾巴，连续绕行七条街巷，最终在一处旧教堂门前混入人群。他背包里装的，是三份译文密报。 如果那天没甩掉人，整个华中战区的部署都有可能被识破。 1946年，他调入国防部第二厅，身份是少将顾问。这个职务不是虚设，他参与情报整合与敌后策应部署。但实际任务，是将国民党南线动向及时传回中共情报小组。 那些年他和沈寒涛联系频繁，曾通过沈寒涛把一份关于东南军区兵力调动的密件传至延安。 1948年底，沈寒涛在南京被捕。那之后范纪曼就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他故意让秘书误传部分信息，避免组织暴露。几周后，他在上海法租界外的一家邮局被带走。 审讯过程中，对方多次提起沈寒涛，直言其已招供。范纪曼回答：“我就是一个替人办事的军官。”他不承认，不解释，也不否认。 他明白，一旦点头，所有人都会暴露。他被转入秘密监狱，一个礼拜内遭遇三次严刑，肋骨断了两根，脸部浮肿到睁不开眼，但他还是没开口。 临刑前一天，看守略显松懈。他提议去厕所，脚步虽慢但心中明白：一切赌在这一刻。他用微弱的力气顶开窗格，翻入排水井，冒险穿过警卫死角，借夜色躲入巷道。 那夜，他藏在一间废弃作坊里，靠一块霉馍和半壶水撑了两天。三天后，他联系上最后一位活跃在上海地下交通站的同志。 那人将他送往法租界内一个藏身点，他一直藏在那里直到解放军进城。 上海解放后，他没有立刻公开身份，而是继续协助军管会清理旧情报系统。 范纪曼的档案如今仍被封存部分内容，但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他做到了保全他人，保护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