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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6年,59岁的王昌龄被贬返回老家。途经亳州时,竟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残忍杀害

公元756年,59岁的王昌龄被贬返回老家。途经亳州时,竟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残忍杀害。闾丘晓为何要杀害王昌龄,史书记载甚少,留下了千古之谜。 那一年,安史之乱已席卷中原。长安失守,洛阳陷落,朝廷南奔,官道上挤满了逃难的百姓与被贬的官员。王昌龄夹在其中,衣衫旧而整洁,随身只带着几卷诗稿。 他不是逃命,而是北归。 史书只留下“以刀火之际归乡”几个字,却暗示出他的去向并不只是回家。这个写出“黄沙百战穿金甲”的人,内心仍有未熄的报国念头。 很多人只记得王昌龄是“七绝圣手”,却忽略了王昌龄身上的锋芒。早在天宝年间,朝堂风向已变。张九龄罢相之后,李林甫把持朝政,士大夫噤若寒蝉。 王昌龄却没有学会低头。在长安的酒席与诗会上,王昌龄屡次为张九龄鸣不平,诗句含锋,态度直白。结果很快到来,王昌龄先后被贬江宁、龙标,官阶不高,却次次远离中枢。 这些贬谪没有磨平王昌龄。沿着湘江、沅水辗转时,王昌龄看见的是边地军镇与破败城郭。早年游历陇右的经历不断浮现,边塞诗里的金戈铁马并非空想。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传来时,王昌龄已近花甲,却在诗友处说过一句:“此身未死,岂可坐视。”于是才有了这趟北行。 亳州位于淮北要冲,兵马往来频繁。此地的刺史闾丘晓,出身并不显赫,却在乱世中握有实权。王昌龄抵达城外时,驿卒奉命相迎,转达“刺史久慕大名”的口信。 对王昌龄而言,这样的邀约并不陌生。盛唐年间,文名常比官职更重。 席间气氛起初尚算平和。闾丘晓谈军务,王昌龄却更关心百姓。王昌龄提到沿途所见饥民,话语直接,甚至夹带讥刺。王昌龄一向如此,在长安不改,在贬所不改。 闾丘晓却不习惯这种语气。 乱世中的地方长官,最忌被人看轻。酒盏之间,双方的距离迅速拉开。 这场会面,并非孤立的偶然。王昌龄的一生,几乎每一次转折,都源于“说了该说的话”。从为张九龄发声,到诗中暗讽权相,再到此刻直言地方弊病,王昌龄始终没有学会沉默。 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王昌龄正是这样的人,诗与性命连在一起。 与此同时,北方战局急转。睢阳被围的消息传到淮北,各州被要求调兵。新任节度使张镐四处催促,濠州亦在其中。闾丘晓却对张镐颇为轻慢,认为贸然出兵风险过大。军令与个人算计在心中反复拉扯,濠州城内暗流涌动。 王昌龄并不知道这些细节,只感觉到这座城的空气比别处更紧绷。夜色降临时,城外传来军队调动的声响,鼓点杂乱。 王昌龄在客舍中翻看旧诗,写到“随风直到夜郎西”时,忽然停笔。夜风吹灭了灯火,窗外有人影掠过。 当清晨的城门再次开启,亳州依旧是亳州。只有少数人知道,这里曾短暂停留过一个名字。王昌龄的诗还在流传,而那一夜的选择,正悄悄等待被写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