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看蒋万安的家世 不查不晓得，一查才发现水挺深。 我前阵子刷到他在市政厅和议员吵公办幼儿园名额的新闻，突然想起表姐说过的一件事。那时候他还姓章，在台北一家小律所当律师，表姐在律所楼下的咖啡店打工，常看见他拎着夜市的大肠包小肠赶工，衬衫领口沾着点酱油渍，和隔壁写字楼里加班的普通年轻人没两样。 有次律所来了个清瘦的陈阿姨，在纺织厂做了十年，被无故辞退，没拿到补偿金。别的律师嫌案子钱少又麻烦，推三阻四，只有章万安接了。他陪阿姨去工厂协商，蹲在车间门口吃阿姨带的茶叶蛋，听她絮叨孙子要上幼儿园，学费还差几千块，连额头上的汗都顾不上擦。案子赢了那天，阿姨拉着他去夜市，塞给他两大碗蚵仔煎，说以后孙子上了学，一定请他去家里吃红烧肉。 后来他改回蒋姓，参选台北市长，表姐特意绕去夜市找陈阿姨，想跟她说当年帮她的律师现在是蒋万安。结果阿姨挥挥手，眼睛盯着电视里的竞选画面，说知道啊，可我只记得当年那个陪我蹲在太阳底下的章律师，跟我一样，爱吃夜市的咸酥鸡。 上个月表姐在捷运上碰到他，他戴着口罩，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市民投诉单，正低头跟旁边的阿伯解释垃圾清运的新路线。阿伯骂骂咧咧说“改了路线我要多走十分钟”，他也不恼，一直点头，还掏出笔在单子上记了两笔。直到捷运到站，阿伯下车前突然眯着眼睛打量他：“哎你长得好像那个蒋市长哦？” 他摘了口罩笑，露出和高中时挤捷运一模一样的虎牙：“我就是啊，阿伯以后有问题还可以打市民热线，我每天都会看记录的。” 表姐说，那瞬间车窗外的霓虹刚好掠过他的脸，议会里的唇枪舌剑、族谱上的那些名字，好像都被台北的晚风暂时吹远了。他手里还攥着阿伯塞给他的一颗橘子，和当年陈阿姨塞给他的茶叶蛋一样，暖乎乎的。捷运门关上的前一秒，他对着阿伯挥了挥手，背影和二十年前那个挤在捷运人群里的中学生，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