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作为民国议员，其公开身份与中共早期地下活动的隐蔽性形成强烈反差，正是这种“表里分离”的历史情境，导致他被读为“党的化身”或“幕后创始人”。这种误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他在关键历史节点上，以无党派身份为中共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支撑。核心支撑行为清单：资金输血： 1920年，毛泽东为筹措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及筹建党组织经费，向章士钊求助。章士钊虽非富商，却以个人声望在上海发动募捐，筹集两万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六百万元），全数交予毛泽东。这笔钱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建设的“第一桶金”。关键推荐： 1918年，章士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主动推荐李大钊接任该职。这一任命使李大钊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与学术平台，得以在北大聚集青年才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中共建党奠定思想与组织基础。生死营救： 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章士钊四出奔走，托请与张作霖有私交的政要潘复说情，称李为“国士无双”，力图保其性命；李大钊就义后，章士钊秘密筹款购置棺木、安葬遗体，并抚恤其家属，成为中共早期领袖身后最有力的庇护者。政治掩护： 作为民国北洋政府参议员、教育总长、司法总长、政府秘书长、立法委员，章士钊的官方身份为中共地下活动提供了天然保护伞。他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多次为被捕的中共党员义务辩护，其律师身份使营救行动更具合法性与隐蔽性。这些行为在中共尚处地下、缺乏公开渠道的年代，具有决定性意义。外界难以区分“支持者”与“组织者”，尤其当一位德高望重的民国元老持续为“赤化分子”提供资金、庇护与声援时，其形象极易被神化为“红色心脏”——一个无党派的“真红心”，恰是那个时代最稀缺、最珍贵的政治道德符号。… 宁德·海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