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张艺谋筹拍《活着》，邀请葛优饰演“富贵”，葛优不想演，张艺谋说：“投资方有钱，片酬你说了算！”葛优笑着说：那给我70万，谁料张艺谋很痛快地回道：“好，没问题！”后来葛优知道男主角的片酬原本是300万，差点没气晕过去。 在1992年那个电影圈还挺单纯的年代，张艺谋正忙着找新项目改编成片子，突然间一个机会让他改了主意，牵扯到一个演员的犹豫和高价要酬，结果这事儿闹出个大笑话，差点让当事人后悔一辈子。谁能想到，这背后藏着300万的秘密呢？ 张艺谋那时候已经是第五代导演里的领军人物，早年从摄影转行导戏，拍出《红高粱》这样的片子，名声响当当。 他本来瞄准了余华的另一本小说《河边的错误》，觉得故事有意思，就亲自跑去见作者。余华是浙江人，本职牙医转行写书，日子过得紧巴巴，每月稿费就400块，夫妻俩挤在9平米的出租屋里头。 张艺谋一去，余华就把刚写完的手稿《活着》塞给他，说这个更合适。张艺谋拿回去一看，就放不下了，整个下午泡在故事里头，主角福贵的命太苦了，从有钱少爷到穷光蛋，一辈子颠沛流离，但总咬牙活着。 这书戳中了张艺谋的心，他觉得这不光是故事，是对人生的反思，立马拍板决定改拍这个，花了2万5千块买下版权。那笔钱对余华来说是天文数字，够他好几年生活费了。 买完版权，张艺谋就开始张罗剧组。编剧找了芦苇和余华本人帮忙改，故事框架保持原样，讲福贵一家从40年代到文革那段经历，突出那种顽强生存的精神。 投资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的年代国际公司，预算不算小。张艺谋先定了女主角，是他当时的伴侣巩俐，她演家珍，那个坚韧的媳妇。巩俐那会儿已经凭着张艺谋的片子红了，形象稳重，适合这种角色。男主角福贵，张艺谋看中了葛优。 葛优是北京人，父亲葛存壮是老演员，他自己从话剧起步，80年代演喜剧片像《顽主》，拿过百花奖最佳配角，风格幽默接地气，但还没演过这么沉重的文艺角色。张艺谋觉得葛优那张脸和气质，能把福贵从纨绔到沧桑演活。 葛优一开始不感兴趣，他主要是演喜剧，觉得文艺片又累又不赚钱，剧本都没翻就婉拒了。葛优那时候片酬一般十来万，他估计这部片子顶天也就这个数，不值得折腾。 结果他妈知道了，葛优妈是圈里人，觉得儿子傻，错过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是损失，就把他骂一顿，说这种机会不能放过。葛优没辙，只好再联系张艺谋，但心里还想推掉，就故意狮子大开口，说要70万片酬。 那年头，内地演员片酬最高也就十多万，70万听起来像天价，葛优想张艺谋肯定会退缩。没想到张艺谋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还立马拿合同出来签。葛优傻眼了，但合同签了也就认了。 后来进组拍戏，张艺谋才透底，说投资方原本准备了300万给男主角，就等着葛优开口呢。葛优一听，脸都绿了，自己一句话少拿了230万，肠子悔青，但也没法子，只能埋头演好角色。 葛优这个人，表面吊儿郎当，其实挺认真。他读完剧本后，被福贵的命运打动，决定全力以赴。为了贴合角色，他拼命减肥，瘦了20多斤，从原来的体型变精瘦，演起穷苦人更像。 拍摄周期不长，但张艺谋要求严，葛优把福贵的一生演得细腻，从年轻时的赌棍到中年丧子，再到老来孤单，那种韧劲儿拿捏得准。 配角阵容也强，姜武演二喜，郭涛演春生，牛犇演村长，大家配合默契。电影1994年杀青，片长132分钟，用汉语普通话，摄影是吕乐，剪辑杜远，整体风格朴实，突出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 片子一出来，就直奔戛纳电影节。那是1994年5月，法国那边首映，反响热烈。葛优拿了最佳男演员奖，成为第一个华人戛纳影帝，这事儿轰动整个华语圈。 张艺谋的片子还得了评审团大奖和天主教人道精神奖，英国电影学院奖也给了最佳外语片，金球奖提名最佳外语片。香港上映，票房收了820万港元，不算爆但稳。 国外观众看完都说，这片子讲的是中国人的苦难史，但更有普世价值，关于怎么在逆境中活着。葛优虽亏了片酬，但这个奖让他身价翻倍，以后接戏选择更多，成了内地喜剧和文艺双栖的代表。 可惜，片子在内地上映遇阻，因为涉及历史敏感内容，没通过审查，就这么被搁置了28年，张艺谋后来说这是他唯一一部被禁的电影，生不逢时。 但这事儿也侧面帮了原著，电影一获奖，小说《活着》从之前被拒出版，转为热销，余华一下子成了畅销作家，版税进账1550万，生活彻底改善。余华的书本来就写实，这下通过电影传到全世界，读者多了起来。 张艺谋呢，这部片子虽没内地票房，但巩固了他国际导演的地位，后来拍《英雄》什么的，更是大卖。 回过头看，这事儿挺有意思。葛优本想推掉，结果母亲一推，他报高价想吓人，张艺谋却乐了，因为预算富裕。表面上看葛优亏钱了，但换来国际奖项和声誉，值不值？张艺谋抓住了好故事，余华也从穷作家变富豪。三人合作，本是机缘巧合，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