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和平起义前，我党的代表李明灏要求陈明仁军统特务李健钧交给我党处理，但陈明仁听后勃然大怒，说：“毛健钧所做所为，都是我的命令，今天清算他，明天就要清算我，这还了得？把通电稿撕掉不搞了，限明天上午8点，一定把毛健钧开释，用飞机送走。不然的话，我就从城内一路杀出去。” 湖南和平起义前夕，1949年8月初，长沙局势已经绷到极点。解放军大兵压境，白崇禧对湖南的控制力急剧下降，陈明仁和程潜的起义准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就在通电稿基本定稿、只差最后签字发出的关键节点，中共代表李明灏向陈明仁正式提出一个要求：把当时担任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毛健钧交给中共方面处理。 毛健钧这个人，背景是军统系统，属于毛人凤线上的特务。1949年初，陈明仁接管湖南军政后，把原来的稽查处处长吴建树撤掉，换上了资历浅、手段相对温和的毛健钧。这个调整不是随便做的。吴建树是老牌特务，手黑、资历老，对地下党打击特别狠，陈明仁把他拿掉，一方面是给国民党高层一个交代，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留后路。毛健钧上台后，实际干事能力有限，对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压不住，街头游行、标语、传单天天有，他手下那点人根本拦不住，只能靠军警出面，而军警调动权最终还是捏在陈明仁手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罗文浪接到暗示后，派兵的命令总是慢半拍，等军警到现场，游行基本已经散了。 地下党这边早就把毛健钧列为重点危险人物。1949年8月1日晚，地下党负责人黄克虎接到唐生明转达的指示，组织决定不再等陈明仁点头，直接动手抓人。第二天一早，毛健钧照常到办公室，刚坐下就被控制，过程非常干脆，押走后按程序向陈明仁做了汇报。陈明仁当时没有当场放人，而是先把毛健钧扣了起来。 李明灏把要求提出来后，陈明仁当场就炸了。他直接表示，毛健钧在长沙干的所有事，都是自己点头同意的，今天把毛健钧交出去，等于把旧账往自己头上引，明天就该清算他本人了。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直接表态要把已经准备好的起义通电稿撕掉，不发了，并且限第二天上午8点以前，必须把毛健钧放出来，用飞机送走，否则他就下令部队从长沙城内一路杀出去。 这个态度一亮出来，现场气氛立刻僵住。谁都清楚，这个时间点上如果真翻脸，长沙起义基本泡汤，部队很可能分裂，城里马上会打成一锅粥。李明灏见硬顶不行，只能退一步，说自己转述时出了偏差，这个提法其实是唐生明那边说的。陈明仁明显不信，李明灏只好当场立下重誓，说如果不是唐生明讲的，自己祖宗三代都当贼。靠这个誓言，才把局面暂时稳住，但陈明仁的底线没变：人必须走。 从整个过程看，这件事表面是围绕一个军统特务的去留，实际上是陈明仁在旧账和新路之间反复权衡。他知道毛健钧手里掌握的很多事都跟他有直接关系，一旦把人交给中共，地下党手里有了活口，将来翻旧账时很容易往上牵。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当场撕破脸，因为起义靠的是整支部队一起走，不是几张纸的事。部下如果觉得长官出卖自己人，军心肯定散。加上国民党高层和白崇禧那边还在盯着，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风险降到最低。 最后，陈明仁还是在第二天清晨下令释放毛健钧，用飞机把他送出了长沙。这个决定既保住了旧部的面子，也把一个知道太多内幕的人弄远了，避免日后有人拿着活口对质。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领衔37名将领正式签署通电，宣布湖南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人民民主政权领导。第二天，解放军进入长沙，城内基本没有抵抗，和平解放完成。 国民党军队里不少高级将领在1949年面临的选择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夹在旧关系、旧账、军心、现实压力和未来出路之间反复拉锯。陈明仁最终选择放人、签通电、让长沙免于战火，某种程度上也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无奈与务实。湖南能和平解放，避免几十万人死伤和城市被毁，代价里就包含了这样的妥协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