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和卢麒元等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人民币依附美元，货币没有自主性，已经成了制约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 东南沿海不少出口商坦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细微变动，直接决定了订单的盈利空间。以2026年1月的汇率走势为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0.1427至0.1437之间窄幅波动，看似稳定，可一笔100万美元的订单，仅因汇率从7.15升至7.0，企业兑换后的人民币收入就会缩水15万元。 这种波动并非企业能掌控，美联储的降息或加息决策、美元指数的涨跌，都会直接传导至人民币汇率，让企业陷入“接单怕亏、不接单怕丢”的两难。 中小微企业缺乏专业工具对冲风险，只能被动承受损失，而大型企业即便运用套期保值，也需付出额外成本，挤压了主业利润空间。 人民币的依附性，是货币自主性的缺失，这让宏观调控陷入“被动跟随”的困境。美元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其政策调整具有强溢出效应。 2024年美元指数全年上涨7%，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人民币虽努力维持基本稳定，但银行结售汇逆差扩大至197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44倍。 这背后是市场预期的被动倾斜，当美元走强时，企业购汇动机增强、结汇意愿减弱，2024年付汇购汇率高出收汇结汇率9.6个百分点，创下近年新高。 为了稳定汇率，央行不得不投入外汇储备、调整中间价形成机制，反而挤占了用于国内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相当于别人牵了绳子，我们的脚步只能跟着节奏走。 更深层的制约在于货币锚定与主权让渡的隐性矛盾。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后，虽提升了国际认可度，却也承担了隐性义务，需接受IMF的监督，维持“可自由使用”的标准，在汇率稳定上受到外部约束。这种约束让人民币难以建立独立的价值锚点，只能在美元主导的体系中寻找平衡。 翟东升就曾指出，人民币未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并非外部不接受，而是我们在货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的代价面前有所顾虑，这种顾虑反过来又加剧了对美元的依附，形成恶性循环。就像自家的定价秤要跟着别人的刻度走，再优质的商品也难掌握定价主动权。 这种依附性还会放大经济的外部风险。当美国通过货币政策转移国内矛盾时，人民币汇率就会成为传导载体，进而影响国内物价、资产价格乃至居民消费。 我们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2024年国内汽车销量达2600万台，可消费潜力难以充分释放，其中就有汇率波动带来的预期不确定因素——企业不敢大胆扩产，居民不敢放心消费，资金更倾向于追逐美元资产避险。 想要打破这种局面，并非一蹴而就，既要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摆脱对美元的单一锚定，也要稳步推进货币国际化，让人民币真正拥有自主定价的底气，这才是破解制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