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流浪汉因无暂住证被送进收容所，填写籍贯时警察瞬间呆住“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杞县王耀军吗？”   王耀军194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杞县的石店村，家里是普通农民，日子过得挺紧巴。但他跟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样，脑子特别灵，读书也用功，村里人都打趣他是“庄稼地里的大学生”。   那时候农村孩子想改变命运，考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王耀军也把这当成唯一的念想，可命运偏跟他开玩笑。   先是高考前突发高烧，错过了考试，后来复读时父亲又突然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他只能放弃学业，回家帮母亲撑起家。   之后他还试过报名公社的宣传员，想着能发挥自己的语文天赋，结果还是没选上，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心里憋着股劲儿没处使，最后干脆揣着一把刷子、一桶油漆，走出了家门，开始了四处游荡的日子。   他这游荡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单纯为了讨饭，而是走到哪儿，就把诗写到哪儿。那时候豫东一带的乡镇、县城，不管是街边的墙壁、电线杆，还是旧房子的屋檐下，经常能看到他写的字。   他的字特别大，有时候一个“王耀军”三个字就能占满一面墙，看着就有劲儿，内容有自己写的诗，有对生活的感慨，也有宣传国家政策、夸赞英雄人物的标语。   农民们可能不懂什么高深的文学，但能看懂他诗里的烟火气，比如那首《拾柴》：“拾柴路过学校门，儿子羞颜似红云。子嫌父低人一等，父怕儿学不如人。”直白又戳心，很快就传开了。   慢慢的，“杞县王耀军”这个名字，在豫东平原上比县委书记、县长还出名，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墙上诗人”，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1992年，王耀军一路游荡到了北京。那时候北京管暂住证管得严，他一个流浪汉，自然没办什么证件，没多久就被警察发现，送到了收容所。   到了收容所，按规矩得填姓名、籍贯这些资料，他拿起笔，一笔一划写下“王耀军”，又填了籍贯“河南杞县”。负责登记的警察本来是例行公事，可一看这名字和籍贯，立马停下了笔，抬头仔细打量他。   眼前的人虽然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看着像个普通流浪汉，但那双手写出来的字，工整有力，透着股不一样的劲儿。   警察越看越觉得眼熟，突然反应过来，这不就是传说中那个写满豫东墙壁的“墙上诗人”吗？于是就有了那句让周围人都吃惊的问话：“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杞县王耀军？”   王耀军听了也没多惊讶，只是点点头。警察赶紧跟同事们说了，大家都围了过来，本来收容所里的气氛挺严肃，这下变得热闹起来。有人让他即兴写首诗，他也不推辞，拿起笔就写，字还是那么有气势，诗也写得接地气。   警察们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心里都挺佩服，觉得这么有才华的人，就算流浪也透着股高人风骨，根本不忍心为难他。后来大家还凑了点钱，给他买了新的笔墨，又帮他买了返程的车票，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出了收容所。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北京文化局的人听说了这事儿，还专门找过他，想聘用他，给的工资是当时普通工人的三倍，让他不用再流浪，安稳过日子，可王耀军婉拒了，他就喜欢这种走到哪儿写到哪儿的自由，不想被固定的工作束缚住。   可能有人觉得，一个流浪汉，怎么还能这么出名？这其实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大家能接触到的文字、文化不多，王耀军的墙体诗，既醒目又好懂，还能说出普通人的心里话，自然就被大家记住了。   而且那时候的收容遣送制度，初衷是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后来慢慢扩大到“三无”人员，王耀军没暂住证被收容，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事，只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才成了一段传奇。   不过这个制度后来因为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有人滥用权力，侵害被收容者的权利，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国家就改革了这个制度，改成了救助管理制度，不再强制收容，而是自愿求助、无偿救助，更注重保护流浪者的权利。   王耀军这一辈子，虽然过得清贫，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浪，但他留下了近2000首诗，还自费宣传吉鸿昌、焦裕禄这些英雄人物，给贫困学生捐钱，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别人。   2012年，他因病去世，享年67岁。乡亲们都记得他的好，自发集资在他的墓址附近建了“王耀军诗园”，把他的诗刻在石碑上，让后人记住这个从杞县走出来的“墙上诗人”。   现在回头看这段往事，挺有意思的。一个没文凭、没身份的流浪汉，凭着一手好字、一腔热爱，成了一代人的记忆；一个本该按规矩办事的收容所，因为对才华的尊重，上演了一段温情的故事。   这也说明，真正的才华从来不会被身份、境遇埋没，不管身在何处，只要有自己的坚持和热爱，就能被别人看见、被尊重。而那些曾经的制度，也在不断改革中变得更人性化，这都是时代进步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