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我下乡插队时，被安排住进一位寡妇家里，和她做了两年临时夫妻。那寡妇姓陈，村里人都叫她陈姐，比我大五岁，丈夫前一年在修水库时没了，就剩她一个人守着两间土坯房。我刚去的时候，队里安排住处，找了好几家都腾不出空，最后队长领着我去了陈姐家。 住下后，日子平淡。陈姐话不多，把我当弟弟照顾。直到秋收后一个晚上，队长提着半瓶酒来了，一屁股坐在灶台边，说要跟我喝两盅。几口酒下肚，他话多了，眼睛却总往在里屋门口做针线的陈姐身上瞟。 他说：“陈姐啊，一个人过日子难吧？队上其实能照顾。”陈姐头都没抬，说惯了。队长嘿嘿笑，凑近我压低声音：“你小子有福气。不过嘛，孤男寡女，名不正言不顺，时间长了，队里风言风语可不好听。”油灯的光晃了一下，我捏着酒杯没吭声。 那晚之后，队长来得勤了，总找些由头。有时是派工，有时就是闲坐。陈姐每次见他来，脸色就淡淡的，手里的活计不停。我隐约觉得不对劲。 一天下午我收工早，远远看见队长从陈姐家院子出来，边走边整理衣服。我跑回去，陈姐正蹲在灶前烧火，头发有些乱，袖口扯破了一道。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没事，不小心挂着了。可我看到她眼睛有点红。 夜里，我躺在柴草堆上，听见里间压抑的哭声，很小声，像怕人听见。我盯着黑乎乎的房梁，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第二天，我去找了队长。我说：“队长，给我换个住处吧，哪儿都行，草棚、仓库都可以。”队长眯着眼看我：“咋了？陈姐家不好？”我说：“好。就是太好了，我怕耽误她。她该清清静静地过日子。”队长看了我好久，最后说，仓库边上有个放农具的小屋，能收拾出来。 我跟陈姐说我要搬走。她正在淘米，手停在水里，没回头，只说：“也好。”我收拾那点行李时，她把几个煮好的红薯塞进我包袱里。我走到门口，她忽然说：“晚上睡觉，把门闩好。那屋子漏风。” 我搬去了那小屋，真的漏风，晚上能看见星星。但心里那石头好像轻了点。后来，队长没再单独去找过陈姐。再后来，我就收到了返城的通知。 走的那天清晨，我路过陈姐家。院门开着，她正在扫院子，一下，一下，扫得很慢。我站住了脚。她抬起头看见我，点了点头。我也点点头。然后我继续往前走，没有再回头。 很多年后我才听说，我走后不久，陈姐就养了一条很凶的土狗，谁晚上走近院子，它就叫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