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开大脑”离谱操作、家属索赔被拒、医院反诉追讨医疗费，一场医疗事故纠纷，引发公众对医疗安全的焦虑，更引发对医患纠纷维权路径的担忧。 2023年1月31日清晨，包头市民王先生像往常一样准备出车跑运输，却在卫生间意外摔倒。妻子潘女士发现时，王先生意识清醒但无法自主起身，喝水时出现呛咳症状，母女二人当即拨打120，将其送往包头市中心医院。 CT清晰显示，王先生头部右侧基底节区见大片高密度影，确诊为右脑出血，需立即手术抢救。潘女士毫不犹豫地签署了手术同意书，当天上午11点，王先生被推进手术室。按照术前诊断，手术目标应为右侧开颅血肿清除术。 下午5点左右，医生告知她右侧血肿清理干净，关颅时发现左侧鼓包，需进一步探测，她再次签字同意。直到当晚10点多，王先生才从手术室被推入ICU。术后第七天，复查CT时却发现左脑有出血迹象。随后，潘女士带着CT片辗转咨询其他医院专家，得到的答复如晴天霹雳——“左右脑开颅开错了”。 在家属反复追问和医调委介入下，医院最终承认手术存在失误。一份盖有包头市中心医院印章、由主治医生曾某签字的“陈述答辩”明确记载：手术中存在失误，先开左侧后再进行右侧开颅血肿清除术，失误开颅后患者出现左侧硬膜外血肿，医院曾建议再次手术清除，遭家属拒绝后采取保守治疗。 手术过程记录更详细：麻醉成功后先对左侧额颞顶部开颅，清除少量硬膜下血肿并止血后，才发现开错部位，随即复位骨瓣、缝合头皮，再重新对右侧实施开颅手术。 失误的手术，给王先生和他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如今三年过去，王先生仍躺在医院病床上，左侧肢体基本瘫痪，左手毫无知觉，左腿仅能勉强小幅活动，右腿无力无法独立行走，语言功能也受影响，说话含糊不清，理解能力下降。更令人痛心的是，术后其左耳化脓，虽经治疗仍留下畸形。 王先生是家中唯一经济支柱，潘女士2021年确诊直肠癌并手术，却还要兼顾对丈夫的照料。起初，医院承诺全力治疗且无需家属垫付费用，ICU期间的护工由医院安排，后续还同意支付两名护工的费用，按每天600元标准按月转账。 但2026年1月，医院单方面停付了护工费。此前的2025年11月，潘女士曾在律师协助下，结合丈夫的伤残情况、后续治疗费用、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向医院提出300万元的赔偿诉求，却被医院拒绝。 2025年12月底，医院反而以拖欠160余万元医疗费为由起诉潘女士，而该笔费用包含了原发病治疗与手术失误引发的额外治疗成本。 如今涉事医生曾某已离开医院神经外科，院方对其去向表示“不清楚”，有家属透露其可能在攻读博士学位，但该信息未获官方证实。面对家属的质疑和追问，医院多个部门相互推诿。 @法律有道 结合《民法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及医疗行业规范，此次事件的法律焦点清晰明确，医院的过错与责任难以规避。 首先，手术部位错误属重大医疗过错，违反核心诊疗规范。根据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手术实施前必须执行“三方核查”制度，由手术医生、麻醉医生、护士共同核对患者信息、手术部位、手术方式等关键内容，确保无差错。 此次医生将右脑病变误开左脑，属于“绝不应发生的医疗事件”，直接证明手术团队未落实核查流程，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违反了诊疗义务，医院应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医院在“陈述答辩”中已承认手术失误，该文件可作为认定过错的核心证据。 其次，因果关系认定是赔偿纠纷的核心，医院抗辩难以成立。医院辩称，王先生左侧肢体瘫痪是原发病导致，术前已告知术后可能偏瘫，错误开颅未影响生命及苏醒，也未造成肢体功能障碍。 但从医学逻辑和证据链来看，患者术前虽有右脑出血，但手术失误导致左脑额外受损，且术后出现左侧硬膜外血肿，该额外损伤必然会加重肢体功能障碍，与患者目前的伤残状况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根据《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第四条，患者已提交就诊记录、手术失误证明、伤残现状等证据，医院若主张自身无责，需举证证明失误与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单方面的抗辩难以被司法采信。 再者，赔偿诉求与医院反诉的合法性分析。潘女士提出的300万元赔偿，需结合司法鉴定确定的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等核算，若符合法定赔偿项目和标准，应得到支持。 而医院反诉追讨160余万元医疗费，明显缺乏合理性——因手术失误引发的额外治疗费用、护理费用，属于医院过错导致的损失扩大，依法应由医院自行承担，无权向患者追偿；对于原发病的合理治疗费用，需扣除医院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后，再确定患者是否需支付。 最后，患者维权路径明确，司法鉴定是关键环节。 若进入诉讼程序，核心在于申请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明确三项内容：一是医院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二是过错与患者伤残后果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三是患者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后续治疗需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