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大渡河17勇士”的队长熊尚林，却在1942年带着一个参谋两个警卫员离开了部队，最后还被自己的参谋打死。   1942年刚开春，平北分区突然下了整编命令，熊尚林拿到任命，盯着“团副参谋长”几个字，半天没吭声。     以前一起打仗的老战友，钟辉琨当团长了，王启刚成了政委，连邓典龙也升了副团长。     再看自己——当年带兵强渡大渡河的连长、在平北一带带队伍打游击的大队长，现在却被塞进一个听起来像“闲差”的位置。     组织上安排他去抗大分校学习，说是培养，可他听着却像在说：“你不太行了。”    第二天天没亮，他带着一个副大队长和两个通讯员，悄悄离开了队伍，往张家口方向走去。 ， 走之前，他切断了所有联络方式，只让警卫员传回一句硬话：“老子靠的是真本事，不信闯不出一片天！”     他本来打算自己去敌占区拉队伍，抢日本人的武器，证明自己“还是那个熊尚林”。     可现实比战场更狠——没了组织的名号，老百姓根本不敢理他们，后勤也断了，四个人整天啃干玉米填肚子。     才一个月，两个通讯员先后牺牲：一个遭日军伏击，一个踩中地雷，最后只剩他和副大队长，躲在崇礼县一个村子的破草棚里，头发又乱又脏，连洗把脸都难。   6月18号那天，两人吵得最凶，主题就一个：“要不要回部队？” 副大队长摔了碗喊：“你这是带我们送死！”熊尚林一拍桌子吼回去：“怕死你就滚！”   吵到最激烈时，副大队长突然拔枪，对准了这位曾经在大渡河把他从水里托起来的老上级，一声枪响，熊尚林中弹倒下，后脑被击中，当场牺牲。   开枪的人后来跑回根据地，交代说：“他有投敌嫌疑，我按纪律处理了。”     组织后来查了，所谓“投敌”没有实据，但“擅自离队”是事实——在那时的严格军纪下，这一条就足够酿成悲剧。     可熊尚林押上的不是钱，是自己的命，是他用命换来的战功——到头来却发现，这些功劳好像“不值钱”了。     1935年5月25日早上，他带着八个战士跳上小船冲向对岸，对面是川军的枪林弹雨，脚下是翻滚的大渡河。     船到河心被急流卡住，他二话不说跳进刺骨的冰水，用肩膀扛船前进——河水冷到许多战士上岸后手指都僵得弯不了。    一靠岸，他带头冲锋，手榴弹在敌营炸响，一口气打垮对方一个营，给红军杀出一条活路。     这一仗，直接让中央红军摆脱了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命运。     可七年之后，部队整编，他这份拼命换来的资历，换来一个“副参谋长”的空名，再加一句“建议去学习”。     让他难受的不是职位高低，而是那种“你已经被甩下了”的感觉。   平型关打伏击，是他带头炸了日军车队；在平北搞根据地，是他把几十人的游击队带成上千人的队伍——哪一件不是拿命拼来的？     可现在一纸调令，说“组织需要你去学理论”。   熊尚林那个暴脾气，其实早就埋了雷。   老战友后来回忆，他曾缴获一匹东洋马，特别喜欢。   有一天这马死活不肯下水，他怎么哄怎么骂都没用，一急之下，竟然开枪把马打死了，之后又蹲在地上抱头，半天不说话。     这种“宁可砸了也不将就”的性格，在战场上叫虎胆，放在组织纪律里，却成了隐患。     他习惯了在战场上自己说了算，习惯了靠军功直着腰板做人，却没学会在和平整编期怎么“配合安排”、怎么接受“不完美”。     就像一把宝刀，砍乱麻厉害，切蒜却容易崩——不是刀不好，是用错了地方，熊尚林这把在战火里炼出的刀，放在整编的谈判桌上，显得格格不入。     组织整编本意是“适应新形势”，要的是能上能下、能打仗也能搞建设的人，可他只听见了一句：“我没被看重”。     更悲剧的是，当他真的带着四个人离开大部队，才明白：离开了组织，个人再英雄，也难成事，在敌人后方，英雄主义根本行不通——没有老百姓支持，群众不敢给他们送粮食。   情报网也断了，日本兵和伪军设下的埋伏防不胜防，连后勤补给都断了，送信的人连地雷埋在哪儿都打听不到。   才一个月时间，他就从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十七勇士”队长，变成了躲在草棚里啃生玉米的落魄人，这么大的变化，把他最后一点理智也压垮了。   上世纪60年代，熊尚林的遗骨被迁到了崇礼县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着“强渡大渡河英雄”，2005年，纪念大渡河战役70周年的时候，原红一团的老兵和少先队员一起重新修了墓碑，仪式很简单，没人提起他那让人心疼的死亡原因。  主要信源：（文汇网——曾是强渡大渡河勇士之首的他，很可能成为共和国将军，却为何最终倒在战友枪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