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我亲手把最好的朋友推进了孤儿院的铁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同学都盯着我。茄雅站在我面前，眼睛红得像兔子。她父亲昨晚被抓走了，就在克里姆林宫隔壁的公寓里。我看着她颤抖的嘴唇，听见自己说："你是人民的敌人。"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她心里。我知道。因为我昨晚跪在父亲书房的地毯上，哭着求他救救茄雅的爸爸。那个总是给我带蜂蜜蛋糕的叔叔。父亲连眼皮都没抬："革命不需要眼泪。" 那天放学，茄雅的课桌空了。她的铅笔盒还静静躺在那里，里面装着我们交换的玻璃珠。第二天，第三天...永远空着。学校里没人敢提她的名字。我们这些克里姆林宫孩子，突然学会了闭嘴。 你可能觉得我们很幸运？住大房子，穿漂亮裙子，父亲是国家最顶层的人物。但你知道吗？1934年那道秘密法令下来后，连呼吸都是罪。十天侦查，不准上诉，立即枪决。我父亲签发的。 班上开始有人消失。瓦西里的父亲是红军将领，上周还在操场教我们打冰球。今天他的座位就空了。伊琳娜的母亲在外交部工作，上周还给我们带法国巧克力。现在她的书包孤零零挂在墙角，像具尸体。 老师从不解释。只说"他们搬家了"。我们心照不宣地点头。十二岁的孩子已经懂得，有些话烂在肚子里才能活到明天。 最可怕的是回家后。父亲问我今天学了什么，我必须汇报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他说这是爱国。我站在他巨大的办公桌前，像只受惊的麻雀。他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可他的手冰凉得像墓碑。 夜里我常梦见茄雅。她站在孤儿院门口，穿着单薄的校服。雪下得很大，她朝我挥手，嘴里喊着什么。我跑过去，却怎么也听不清。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大片。 学校食堂的面包突然变得难以下咽。以前茄雅总把她的那块分给我，说她不爱吃黑麦的。现在没人分我面包了。所有人都躲着我，像躲瘟疫。他们怕我说错话，怕我家的黑色轿车停在他们家门口。 上周，我看见父亲在看一份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名字。他用红笔划掉一个又一个，像在批改作业。我认出几个同学父亲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比枪声还刺耳。 我开始故意考砸数学考试。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盯着她胸前的党徽发呆。她叹了口气："你父亲会失望的。"我突然大笑起来，笑得眼泪直流。她慌了，以为我疯了。 其实我只是在想，如果那年我闭上嘴，茄雅现在会不会还坐在我旁边？如果父亲的心是热的，克里姆林宫的雪会不会少一点腥味？ 操场上又少了一个秋千。它孤零零地晃着，像被遗忘的绞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