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陈毅全家六人回成都过年。元帅三子一女都是第一次回老家过年，长子陈昊苏已经22岁了，孩子们兴奋地说：回家的感觉真好。 陈昊苏回忆过，战争年代，父亲一直在武装斗争的前沿。孩子们出生后，父亲在前面打仗，他们躲在后方。好不容易熬到全国解放，一家人在上海团聚了，结果呢？父亲身兼上海市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南京两头跑。 那时候陈毅忙到什么程度？不管工作多晚，他都要回家，可等他回来，孩子们早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出门，孩子们还没醒。明明住在一个屋檐下，却活成了“两头见不着”的邻居。 但这并不代表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我觉得陈毅元帅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懂得怎么用“精神”来填补“陪伴”的空缺。他给孩子们留下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一堆“顺口溜”一样的诗，这些诗后来成了他们家的“传家宝”。 大家都知道陈毅爱写诗，但你可能不知道，他拿写诗当家训用。1961年，陈昊苏的弟弟陈丹淮考上了哈军工。老爷子一高兴，挥笔写了首诗送儿子：“小丹赴东北，升学入军工……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 你细品这两句。他没有说什么“光宗耀祖”，也没有说什么“飞黄腾达”，他强调的是“党之子”和“无产者”。还有那句著名的《示儿女》：“应知重实际，平地起高楼……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 这种教育在那个年代，甚至在现在，都太硬核了。陈昊苏后来回忆说，虽然父亲职位很高，但常告诫他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这种清醒，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 说到陈毅元帅的格局，咱们得把目光转回到1949年的上海。 今年是上海解放70多年了，大家都在纪念。但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能看出陈毅作为“父母官”的独特眼光。当年接管上海时，有个棘手的问题：上海交响乐团怎么办？ 那个乐团当时叫“上海公共乐队”，号称“远东第一”。军管会去接管的时候，一看，好家伙，首席指挥是意大利人，第一小提琴手是匈牙利人，三分之一成员是老外，演的都是西洋音乐。当时就有不少声音说，这是“文化侵略的产物”，工农兵听不懂，不如解散算了。 这事儿要是换个急躁的人，可能大笔一挥就撤了。但陈毅没有。他郑重听取了专家的意见，直接拍板：保留！他的理由特别硬气：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应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 就这一句话，保住了今天的上海交响乐团。 你看，这就是陈毅。他不仅会打仗，更懂文化，懂城市，懂人心。陈昊苏后来在上海解放70周年的活动上提到这事儿，满脸的自豪。相比于国民党军队回来搞“五子登科”，共产党进上海睡马路、保乐团，这人心向背，一目了然。 再聊聊陈毅元帅的“本色”。 陈昊苏说，父亲最好的诗，其实是在最艰苦的红军时期写的。比如那个著名的《梅岭三章》。 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岭被敌人围了20多天，生死未卜。那种绝境下，他藏在草丛里写下了绝命诗：“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陈昊苏对这首诗的解读特别到位。他说，父亲当时才36岁，诗里有一句“小住人间三十六”，意思是随时准备牺牲。但你读这首诗，读不到一点颓废，全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还有个好玩的事儿。陈毅刚参加南昌起义那会儿，其实是个“白面书生”，没打过仗。部队里的大老粗们一开始不服他，甚至有人笑话他是卖“狗皮膏药”的政工干部。 怎么服众？拼命。 陈昊苏讲过一个细节，当时的团长黄浩声提醒陈毅：“你穿着白衬衣往前冲很危险，目标太大。”但陈毅不管，就是猛冲。就凭这股不怕死的劲头，这个“白面书生”硬是赢得了老兵们的尊重。 后来南昌起义失败，部队走到天心圩，人心散了，走的走，逃的逃。这时候，朱德站出来了，陈毅也站出来了。陈毅当时说了句特别提气的话：“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这话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时间一晃，到了1972年。那是一段悲伤的日子。 陈毅元帅去世了。由于种种原因，他生前的很多诗词并没有整理出版。这时候，陈毅的夫人张茜，在自己也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强撑着病体，开始整理丈夫的遗作。 陈昊苏当时就在母亲身边，充当“抄写员”。他说，母亲是在用这种方式，完成父亲的遗愿。“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张茜在编完诗集后不久，也追随丈夫而去。 这对革命伴侣，在烽火中相识，在风雨中相守，最后又以这样一种充满文化气息的方式告别。这份深情，比任何言情小说都要动人。 为了纪念双亲，陈昊苏后来编了一本书叫《半个世纪的思念》。他在书里写道：“慰双亲，高洁看青松，映京阙。”